关注“在绝境中升华或跌落的人”——读姚鄂梅的长篇小说《十四天》

日期：2023-06-19 10:23

在当代文坛，姚鄂梅是一位特别勤奋的作家，自1992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花城》等国内知名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包括百余篇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三十余篇散文随笔，她还创作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1。她的作品多次被各选刊选载及选入各种年度选本，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名家推荐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获得汪曾祺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优秀作品奖。姚鄂梅谈到其创作时说：“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主题：平凡人的梦想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的。”2姚鄂梅的小说创作关注平凡人的人生与生活，执着于理想追求中人生困境里的人性人情的描写，在洋溢着悲剧色彩的故事中呈现执拗与坚定，在充满着温馨与温爱的人生中表达生命的顽强与思索，展现出姚鄂梅小说创作悲婉沉郁的独特风格，在当代文坛呈现出姚鄂梅的独特绽放。

作为出生于湖北宜都的作家姚鄂梅，对于2020年武汉发生的这场新冠病毒的疫情十分关切，虽然当时她身在上海，却心牵湖北心牵武汉。她说：“刚开始心里特别难受，什么都干不了，感觉连日常生活都没法料理了。我虽然在上海，但我的家人都在湖北，他们经历的一切，我基本上都能获得同步的感受。其实我原本打算绕道武汉回老家过年的，直到‘封城’前几天，才不得不改变主意。”3姚鄂梅较早在《长江文艺》2000年第4期发表的有关疫情的短篇小说《爸爸的妻子》，以父母离婚后返回父亲身旁度寒假的高中生的眼光，展现了武汉疫情爆发过程中，爸爸与再婚妻子的矛盾，也写出了爸爸加入火线司机群义务接送医护人员而染病的崇高境界。姚鄂梅谈到该短篇小说时，透露了她在创作下一部疫情题材的小说，她说：“其实也是因这个短篇而起，总觉得短篇的容量太有限，有些东西表达不出来，所以就萌生了那个意思，也算是个补充吧，让自己一吐为快。”3这下一部小说就是发表在2021年第3期《收获》的长篇小说《十四天》，以刘、吴两亲家在疫情期间十四天隔离的故事，关注“在绝境中升华或跌落的人”3，呈现在隔绝中的逃离与坚守、人情与人性。

一、灾难与格局

我觉得我永远无法正面叙述恣意蹂躏人类的灾难，我宁愿去写避风小屋里瑟瑟发抖的人，有思想有感情却脆弱不堪的人，在绝境中升华或跌落的人。

（《疫情之下，小说家何为》）

姚鄂梅在谈到“疫情之下，小说家何为”时，她说：“我们不妨把你所说的疫情题材文学作品称之为灾难文学，其实，灾难文学也好，战争文学也好，还有其他什么题材的文学也好，文学的关注点从来都不是灾难本身，也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灾难和战争中的人和人性。这才是小说的使命。”3人、人性是姚鄂梅最为关注的，因此她不去正面叙述恣意蹂躏人类的灾难，不去正面叙述新冠病毒疫情灾难现场，而择取了离开武汉332公里湖北省西南部的故乡宜都为背景，以十里铺加油站边自建房区域刘玉成新建的三层蓝白小楼为主要空间，以刘玉成、秀枝夫妇邀请武汉的亲家一家到宜都过春节为主事。刘玉成与秀枝的儿子子建和媳妇吴圆圆，女儿子夏、赵鲁平和孩子又又、里里，小儿子子书、媳妇李莉和女儿睿琪共计十一人，与武汉来的圆圆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四人，再加上秀枝的姐姐和女儿小马、三岁左右的女儿三人，一共十八人在一起过年，在武汉疫情严重时，在蓝白小楼进行了自我隔离十四天，虽然并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但是却在十四天的隔离期间写出了“在绝境中升华或跌落的人”。

1947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之说，他说：“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4费孝通认为血缘与地缘影响着人们关系的远近，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在差序格局中姻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小说中刘玉成、秀枝夫妇邀请武汉的亲家一家到宜都过春节，原本意在使亲属关系更加亲近更加融洽，让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中的“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更加牢固更加和睦，虽然新年聚会有着刘玉成“找个机会扳回这一局”的想法。在儿子子建和圆圆的婚礼上，刘玉成夫妇穿着普通出客的衣服，圆圆爸爸却穿藏青西装沉稳厚重，圆圆妈妈穿雪青色旗袍温婉如玉，“这场跟亲家的无声较量，他不是输在金钱上，也不是输在地位上，他是输在见识上”。

为了这次的家族聚会，刘玉成夫妇做了精心准备，预定了一头猪、一只羊、小半头牛、四只兔子、五只鸡、五只鸭、十二条鱼，刘玉成学会了制作电子请柬，邀请了专做家宴的内侄女小马师傅掌勺。秀枝负责内务，楼上楼下的床上用品退过两次货，她亲自去实体店购买了棉织品，“一个家庭一层楼，每家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跟住宾馆一样舒服，又比住宾馆亲热”。刘玉成还特意安排了隆重的接车仪式，“子书一辆车，再借一辆车，还有小国旗，全都买好了，插在车头一路威风凛凛开过去，接到了，在宜昌吃火锅，逛大坝，再去铁路坝给两个孩子买点鲜艳玩意儿……”圆圆父母、姐姐姐夫原计划在宜都待三四天，过完年待到正月初二后赶往重庆。由于疫情武汉“封城”，“按规定，从武汉回来的人，与武汉来的人接触过的人，都要自我隔离十四天”，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原来仅仅过年家族聚会的计划，让这两大家人在这隔离的十四天里有了更为深入的交往。武汉来的圆圆的爸妈、姐姐姐夫在二楼隔离，不上楼不下楼，子夏设计的在二楼挂上隔离障，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甚至拨开了伦理亲情的帷幕，袒露出自私与自怜、自尊与自卑、焦虑与痛苦等情感，小说在顺时序的结构中，在十四天的隔离中呈现出人性与人情的复杂与丰富。

二、疼痛与逃离

每个人都有想要逃离的东西，每个人都在等待逃离的机会。从小到大，我最熟悉的就是以逃离为主题的故事和歌谣。

《像天空一样高阔像白云一样自由——访谈录》

姚鄂梅谈及其小说创作时，说其创作源于创伤，她甚至说：“我最喜欢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那首《还有一些疾病》：还有一些疾病，比疾病更坏∕那没有痛在灵魂深处的疼痛∕比别的疼痛更加疼痛∕有些梦幻的苦闷比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闷∕更加真实，有些感受∕只在想象中才能触及∕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属于我们……很奇怪，每次读到这首诗，总能透过那些分行依稀看到一篇小说，里面的苦难和疼痛仿佛加了某种制剂，处于分层的状态，钝的如铁，尖的如刺。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这样理解小说的光芒，既有沉重如铁的现实构造，也有尖如芒刺的无形之痛。”5姚鄂梅的创作关注苦难和疼痛，尤其关注“痛在灵魂深处的疼痛”，关注“尖如芒刺的无形之痛”，其长篇小说《十四天》让各色人等在三层蓝白小楼隔离的十四天里煎熬，在隔离的焦虑与磨难中，努力呈现人物在灵魂深处的疼痛，也努力写出人物在疼痛中的逃离。

小说中需要自我隔离十四天的蓝白小楼，就像一座充满着焦虑与痛苦的围城，人们纷纷想逃离这座围城。最先逃离的是子书与姐夫，他们俩在第二天凌晨三点，由子书偷偷开车奔赴武汉，姐夫呼吸着凌晨的新鲜空气说：“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在离家最近变电所工作的子书，觉得他的生活太简单了，“完全不用动脑筋，上班呢，永远面对那些按键，我想我死了都能背出那些按钮的颜色和顺序”，“连期待都不可能有了，跟无期徒刑没什么区别”。“姐夫是个美术老师，这门课在学校不受重视，导致他这个人也不受重视……”姐夫喜欢骑山地车到处走到处拍照，他被老婆和岳父岳母看作“一块废柴”。子书对姐夫戏称“我们是废柴联盟”。圆圆的姐夫原本希望回到武汉，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共渡难关，他让子书开车送他。子书与姐夫的逃离虽然并不走运，由于疫情交通管制，他们俩既进不了武汉，也回不了宜都，只能开车四处漂泊流浪。他们俩在公路上漂游了十三天，把湖北大大小小的公路走遍了，无意中走出湖北，进入江苏，闯进安徽，登上九华山，常常饥寒交迫饥肠辘辘，不洗脸不洗澡，弄得像野人一样，在交警的引领下终于回到宜都隔离。小说写圆圆姐夫的心理：“从他们在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离家开始，他和子书，还有他们所有人，就都被囚禁在某个黑暗的隧道里，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欢笑，就算他和子书后来逃出来了，一样还是在隧道里，只是他们的那一条稍微宽阔一点而已。”子书与姐夫逃离了蓝白小楼，却被囚禁在黑暗的隧道里，小说通过他们俩的逃离，展现了疫情期间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和现实危机。

小说中逃离蓝白小楼的还有圆圆的姐姐、秀枝的姐姐和女儿小马、子书的妻子李莉和女儿睿琪。小说中“姐姐是个财务人员，整天埋头做报表，跑银行，忙得没日没夜，工资还不高”。姐姐与姐夫结婚七年，也没有生育孩子的计划，姐姐喜欢追韩剧。姐姐姐夫原本准备去欧洲旅游，去办签证才发觉护照已过期。姐夫与子书逃离并没有告诉姐姐，她说：“至少我们家有一个人获得了自由，有一个人可以看到外面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姐姐在第七天搭送菜的车返回武汉，是通过其小学同学初恋情人宜修的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见面，他们俩仅在手机上聊天，宜修被困在宜昌亲戚处，宜修并没有与姐姐一起坐车回武汉。圆圆说到姐姐的逃离：“我觉得我姐姐能回去跟资源和运气都没有关系，主要得益于她强烈的求生欲。”“她困在这里，整晚整晚睡不着，要想活下去，就得想办法走。”小说中的小马是秀枝的内侄女，“小马是煱长，专门给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做家宴，年纪轻轻已是当地有名的马师傅”，“不仅自己手上利索，还很善于指挥和调度”。小马离了婚，她是个浓眉大眼身体壮实的姑娘，秀枝将小马的娘、女儿都请来了。在隔离的日子里，小马渐渐有所不满，“自己明明是煱长，怎么越来越像个厨师兼粗使丫头，上菜做饭洗碗都是她，细活粗活全是她，就连添饭添菜这种事，也理所当然落在她头上”。第七天早上，“小马不见了，锅灶都是冷的。她妈、她女儿都不在，床上不像有人睡过的样子”。小说中李莉是子书的妻子，她在银行上班，“她在刘家做媳妇六七年了，早就明白，能不开腔尽量不开腔”，她内心认为“亲戚就是这样，短暂相遇，客客气气，转身就忘”，她将男式衬衣改成小女孩的裙子，她还会做松花皮蛋、盐蛋，她爱上了孵蛋，她孵过鸡蛋、鸭蛋、孔雀蛋，丈夫子书逃离，“子书不在她一点都不担心，她还遗憾自己怎么没有这机会呢”。小马走了，李莉和婆婆接管了厨房。李莉和女儿睿琪第十天离开回娘家的。“看来李莉早有准备，从厨房出来，径直回到自己房间，拎出一只大包，放到大门口，才去找睿睿。”“前前后后走了几个了？先是姐夫和子书，然后是小马一家，再是姐姐，现在是李莉和睿睿。”在蓝白小楼隔离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想要逃离的东西，每个人都在等待逃离的机会”，但是逃离后并不能够脱离疼痛，并不能够找到安逸。

三、失败和挣扎

我不能容忍我的人物没有个性，没有独特的想法，没有失败和挣扎，即便他（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在我看来，那好像才是世界的真相。

《像天空一样高阔像白云一样自由——访谈录》

姚鄂梅的小说创作常常并不关注成功与辉煌，而关注具有个性的小人物的失败和挣扎，她认为这才是世界的真相。长篇小说《十四天》以疫情期间十四天隔离为背景，刻画了诸多有个性的小人物，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也写出了他们的失败和挣扎。

小说中蓝白小楼的主人刘玉成、秀枝夫妇，是宜都十分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刘玉成是宜都市普通的退休市民，朴实勤勉自得其乐，秀枝是农村户口，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她做过裁缝，卖过窗帘，卖过水果”，刘玉成、秀枝夫妇一直住在市中心六十多平米的单位宿舍。刘玉成抢在退休前耗时九个月盖起来一幢三层小楼，七八百个平方，地皮没花钱，没有借贷，是他养老的安乐窝，以后计划做成民宿，他把这栋蓝白小楼看成是生活颁给他的终身成就奖。刘玉成在大儿子子建的婚礼上，觉得输给了亲家，他决定“把武汉那边的亲家弄到宜都来过春节，看看他还算殷实的小家，就是他扳回计划的第一步”。刘玉成将过去不肯为妻子掏钱转户口，说成是有先见之明，因此地皮没花钱。刘玉成将此次邀请亲家一起过年，看作是炫耀，看作是扳回，看作是较量，他为此而精心准备，精心安排，盛情款待亲家一家人。武汉疫情爆发，宜都市政府要求春节前后回来的都要填报表格，尤其是从武汉回来的，刘玉成决定不报武汉的亲戚，因此却引起了隔离期间亲情伦理的危机，虽然刘玉成仍然恭恭敬敬地给亲家端饭送菜，却酿成了难以避免的挣扎，因为设隔离障的冲突，物质匮乏中伙食质量的下降，亲戚们的先后逃离，导致了刘玉成精心策划的这场扳回计划的失败。

小说中吴圆圆的父亲、母亲，吴爸爸黝黑粗壮，头发后梳，“有点像黑社会”，“看上去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吴妈妈苍白瘦弱不爱说话矜持内敛。吴爸爸喜欢夸海口：“我一口气买了三十多万的东西。”“有一年发年终奖，一人一根金条……”“他给老板开车，后来老板犯了事，他就辞职了。”刘、吴两家决定在蓝白小楼里隔离，吴爸爸召开吴家的家庭会议，决定：“从现在起，日常饮食，洗衣服，做清洁，都自己负责，除了各人房间的清洁，还要打扫二楼的公共区域，还要去一楼帮忙做点事。还有，要及时打钱给人家，不能让人家为我们花一分钱，这一点尤其重要”。在隔离期间，圆圆的姐夫让子书开车离开了，后来圆圆的姐姐又搭乘援助货车回武汉，吴爸爸给子建留条告诉他们也要走了。刘玉成看到了字条的留言，他想：“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他们刻意瞒着他，瞒着刘家人，他们商量好了，要撇下子建，悄悄地走，他们害得子书下落不明，又害得子建死去活来，现在竟然想瞒着大家一走了之！这一走，他们就不再是亲家了，圆圆跟子建肯定要离婚，他们马上就是不相干的两家人了，马上就要翻脸了……”刘玉成力图阻止吴爸爸、吴妈妈、圆圆三人的离开。

小说中的子夏、子建姐弟也在失败中挣扎，在隔离的十四天里，呈现出了失败的苦痛和人生的挣扎。子夏“生就一副折腾的命”，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她好强率真心直口快，自尊心强却寡言少语，“一向不是个好商量的人”，“有时候容易钻牛角尖”。子夏的丈夫出轨，子夏把丈夫砍了，她被判刑三年，却对父母谎称支援非洲去了。子夏后来与赵鲁平同居了，“找个人搭伙过日子”，“生活成本起码节约了百分之五十”。子夏首先提出因疫情需要自我隔离十四天，她倡议蓝白小楼大隔离中的小隔离，并在武汉亲戚住的二楼设立隔离障，引起了武汉亲戚的不满甚至愤懑。子夏的人生是一种失败，她依然在失败中挣扎。子建是个“只会读书的老实坨，一直都是刘玉成两口子的心病”，进入大学后爱上了高一届的女同学，子建给她写了六年情书，直到发现她已有未婚夫。经人介绍子建与吴圆圆今年夏天才结婚，“离了大人的照管，刘子建几乎是个生活困难户”。子建是在攻读学位的博士生，他过年也带着电脑，“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子建为了考博士，有半年多没上班，现在读博士，津贴也没多少钱，都是靠他媳妇”。姐姐子夏针对武汉亲戚设了隔离屏障，子建的妻子圆圆愤怒至极，他却无动于衷束手无策。子建的学位论文校外评审有一个没通过，就意味着他不能按时毕业，圆圆跟随他出国做访问学者的计划泡了汤，引起了夫妻间的争执与分居，甚至他们俩闹离婚吵了一夜，子建吃安眠药自杀被送医院救活，他自责：“连死都不会，实在太无能了。”

姚鄂梅在这部小说中，以蓝白小楼十四天的隔离为背景，塑造了诸多有个性的人物，凸现了这些人物的失败与挣扎，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呈现出疫情期间世界的真相。

四、布局与风格

……以绣花来比喻，我觉得长篇是整幅绣品，不光考验手上功夫，还考验布局、色调、意境……你可以从从容容设计出一个新世界，你可以开创一切，揭露一切，毁灭一切，又让你中意的在废墟中萌芽，缓慢生长。这是个呕心沥血的过程，也是个迷人的过程。

《像天空一样高阔像白云一样自由——访谈录》

姚鄂梅将长篇小说创作视为考验布局、色调、意境的整幅绣品，长篇小说创作是呕心沥血迷人的过程。长篇小说《十四天》也是一部关注布局、色调、意境的佳作，姚鄂梅在该作中努力开创一切，揭露一切，毁灭一切。

长篇小说《十四天》的布局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鄂西南小楼图，在开篇将刘玉成的这栋蓝白小楼作了介绍后，介绍刘家子夏、子建、子书三个孩子，再介绍圆圆的爸妈，尤其介绍刘玉成在子建婚礼上落败后扳回一局的心理，请圆圆爸妈一家来宜都过年的邀请。在精心准备皆大欢喜的迎接和入住后，在猝不及防的武汉疫情爆发中，导致了蓝白小楼十四天的自我隔离，在顺时序的十四天隔离状况的展示中，却展开了伦理亲情表面下的冲突与矛盾、龃龉与争斗、逃离与坚守、失败与挣扎，等等。作品在开创的刘、吴两家新年家族聚会的温馨欢乐开篇，对于人物心理心态一点一点地拓展挖掘，在揭露时代与社会在人物心理性格上的划痕中，“毁灭一切”，“又让你中意的在废墟中萌芽，缓慢生长”。小说整体的色调从开篇家族聚会欢欣的暖色调，迅速变异为疫情隔离中的灰色调、疼痛与逃离中的冷色调，虽然小说尾声中的庆祝隔离解除的云聚会和大合影，是貌似欢愉的大团圆，但是十四天隔离导致伦理面纱的撕破，仍然难以消弭人情人性被蒙上尘霾的冷色调。

姚鄂梅在谈到其小说创作时说：“我觉得我就是比较擅长写这类压抑沉痛的东西，我无法做到诙谐、轻松，即使偶有流露，也要赶紧纠偏，往轻松的那一头加上一枚砝码，压下它高高翘起的尾巴。”6长篇小说《十四天》呈现出姚鄂梅小说创作的风格特征：压抑沉痛。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都有各自的算计、野心和期盼，作家却一点一点地将这些算计、野心和期盼撕碎，用隔离中的矛盾冲撞亲情，用疼痛中的逃离袒露人性，作家就像盘踞在苍穹，毫不怜惜地将家族伦理的白云撕碎，作家就像兀立在沃野，毫不迟疑地将伦理亲情的堤坝踩塌。刘玉成、秀枝夫妇的炫耀与扳回的计划，吴爸爸的“过几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的向往，子书送姐夫去武汉的盘算，子建获得博士学位出国访学的计划，圆圆学好外语跟随丈夫出国的设想……都在疫情隔离中渐渐破灭，成为难以实现的幻想，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压抑沉痛的风格。

2020年武汉疫情的爆发，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的重大事件，最初以文学描写呈现新冠疫情的是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小说是需要作家进行生活沉淀和深入思考后的创作。姚鄂梅是较早以小说描写疫情的作家，她在《长江文艺》2000年第4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爸爸的妻子》，以成立火线司机群专门接送医护人员的辛先生的故事，再现疫情爆发中的危机与拯救。发表于2021年第3期《收获》的《十四天》，较早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反映武汉疫情爆发后的社会现状，尤其生动地写出抗疫隔离期间人们的心理心态、矛盾冲突，再现了疫情对中国传统伦理社会差序结构的冲击，作品不仅具有社会学、历史学意义，而且蕴含着文化学、伦理学的价值。

姚鄂梅的长篇小说《十四天》的题记引用了《诗经大雅·凫鹥》的诗句：“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饮，无有后艰。”姚鄂梅以诗经中的美酒芳醇、烤肉香浓表述春节聚宴的欢欣，以宴饮愉悦、永无祸殃表达对于疫情后平安康乐的期盼，这大概也是姚鄂梅创作长篇小说《十四天》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