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地理与文学辽南——孙惠芬乡土小说论

日期：2023-06-18 01:21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乡土文明历史悠久，乡村意识根深蒂固。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乡土中国发展历程积淀凝炼的丰富史诗。乡土文学作家立足自己的故土家园，将支撑自己生命成长、充盈个人情感记忆的乡土世界，融铸于鲜活真切的乡土故事，建构成特色鲜明的“情感地理”。所谓情感地理，“是指与作家创作生命和情感历程相关的地理，也就是说，要作家去写一个地方，一个影响了作家一生的地方”1。成长并始终“投身”于辽南故土的孙惠芬，从创作伊始，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小说创作，多以自己的家乡为取材宝库与创作源泉。从《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到《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等，孙惠芬以其数量颇丰的系列小说创作，构建了一片灵动多姿、魅力独具的“文学辽南”，而这片“辽南”既是中国乡土的缩影与投射，亦是文学乡土与乡土文学的拓展与丰富。

乡居体验：主体在场与情感延伸

与许多乡土文学作家不同，孙惠芬自创作伊始，其生活空间、创作历程与关注视域一直盘桓于其生长于斯的家乡——辽南村镇。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作家，相当一部分是在离开家乡之后开始文学创作，他们或在创作之初，便有意识地远离乃至“逃离”家乡；或在经历了外部世界世事纷繁之后，跨越相对遥远的时空距离重新“返乡”，翻检旧日的记忆，寻回过往的故事；或偶尔回乡进行“探亲式”的寻访，开展有意识的观察与探寻。而孙惠芬对于“乡土”而言，却始终保持着“在场”的写作姿态。虽然后来搬入大连这座辽南最大的城市，但其成长的村镇却未离百里方圆，同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经常深入原本熟悉的乡村进行长时间的探亲和寻访，不断行走在城乡之间，同时也在不断保持并强化着与乡土的深层情感联结。因而作为创作主体，孙惠芬一直扎根于“辽南”这一特定空间，始终浸润于乡土之环境，亲自观照着周边的人物，面对着发生的事件，并能时时与其间的人事呼应与互动。“歇马山庄”“上塘”“青堆子”“翁古城”……，这些辽南村镇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孙惠芬的小说创作中，有些甚至成为她作品的名称。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生活故事，亦自然地流淌于作家笔下，辽南乡村的向海、开放、现代等地域风貌，成为其小说作品的文化背书，而这一切经过创作过程的艺术凝炼，呈现出别具韵味的浓郁的辽南地方风情。

孙惠芬坦承自己的创作试图照亮的不仅有笔下的人物，还有她“出生的那个村庄的河谷、庄稼、房屋、草垛和土街，还有那个土街通着的沿海小镇”2。作家的情感认知与审美意识始终与辽南村镇这一场域“同频共振”着。《上塘书》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历史”为标题巧缀妙联，精雕细刻出辽南村镇的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如果说《上塘书》是以地方志的方式呈现出辽南乡村的人情绘本，那么《致无尽关系》则以返乡者的视角透视了来自于传统、亲缘、伦理和道德错综交织的辽南乡村独特的关系网络，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被无尽的关系塑造和规约着，无从逃避亦无由解脱。“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则是一种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序格局”“一个差序格局的网络，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3孙惠芬以“在场”的浸润、观察与体悟，丝丝入扣、条分缕析地勾画出辽南乡村的差序格局和乡村伦理的底层逻辑，而这种“无尽关系”一定程度上又可视为乡土中国的全息缩影，像一根引线，牵出了乡土中国深蕴的千头万绪。

单就时空而言，所谓“在场”即是相对的：星移物转，时移世易，作为生命个体的作家，所在之“场域”必然是有局限的。好的作家可以通过同感共情，凭借遥想深思，全方位地探寻创作灵感与创作题材；创作过程中，更可以通过转动时空构架的多维立方体，或通过主体的主动移动，不断拓展审美场域的边界与丰富度。对于孙惠芬笔下的乡土而言，其拓展一方面是“地理性”的空间维度的开拓。由于辽南地处海滨，因而这片土地及其上的村镇，不同于中原等地封闭自足、皇天厚土的传统乡土社会，而是与外部更广阔的天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通往大海的港口船舶、出海远行的亲朋好友、“无尽关系”联结起的乡村“信道”，让这片乡土通过多种通道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多层面联结。与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封闭性不同，相对而言，孙惠芬面对与书写的是一种具“开放性”的村镇。正如《秉德女人》中的青堆子，这座辽南小镇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为它地处黄海北岸，很早就与朝鲜、上海、烟台等外面世界有着贸易往来，大量的粮食、土特产、日用品在这里输进输出，使这里的商业自18世纪起就开始繁荣，使这里很早就注入了外来文明。镇内建有教堂、剧院、妓院、税捐局、商会和学校，商店比比皆是。因为这里很早就有着开放的气象，祖辈们的生活很早就受到外界的冲击。”2孙惠芬的原生家庭与家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因而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祖辈们的身份驳杂，有基督教徒、匪胡子、国民党战犯、买卖人，还有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祖辈父辈像野草一样生长在狭小的乡村世界，却一生都在企图和国家这根粗壮的血管相通。当我的笔触深入了这个血管，细致而绵密的细节也就枝叶繁茂地长了出来。”4这里是孙惠芬的出生地，而为了小说创作，她又曾无数次到辽南村镇走访，因而《秉德女人》围绕青堆子古镇，将辽南乡间的风物旧貌、风俗习惯及至生活细节都细腻、生动而鲜活地勾画了出来，而其底层所沉积的，是辽南乡村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历史性”的时间维度的拓展。孙惠芬创作过程中，不断将笔下的乡土世界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将时代变迁融为普通山村与村民们平凡生活的大背景，并以此折射出大时代的生动影像。随着孙惠芬自己搬入城市，并裹挟于中国乡村城市化的独特进程中，她首先凭其“地理”优势，近距离地观察乡村的变与不变，并以其作家的敏锐与思悟，记录着静水深流的乡土变迁，同时作家与她笔下的乡村男女一样，不停地行走在往返于城乡之间的路途之上，寻求着急剧变化过程中得以自我安顿的乡土故园。无论是回到乡村的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民工（《民工》），无论是在乡村和城市都找不到归属的“懒汉”（《吉宽的马车》），还是“出走”成功却迷失自我的农民企业家（《后上塘书》），都从不同角度反复书写着真实鲜活的中国当代乡村的城市化进程，并由此而发掘着由乡村发展所生发出来的新的命题。

随着创作上的不断拓展，孙惠芬更是有意识地将小乡村置于大历史视野进行考察与表达。《上塘书》对于乡村典型而细微、常态而独特的事件的传达，自有细致梳理流变、娓娓道出故事的历史厚重感，而《秉德女人》则有意识地通过一个近百岁女人王乃容的人生故事，通过其经历的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等历史重大事件，在呈现辽南村镇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的同时，全面折射出中国乡土百年的历史进程。以细腻之笔勾勒出历史流变的乡土图鉴，以敏锐之笔触及乡土发展生发出来的各类主题，赋予其作品透视般的历史纵深感，这些正可谓孙惠芬小说创作的不渝追求及显著特征。

情感凝炼：亲情融入与温情注视

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作品可谓丰硕。纵观文学史的一些重要创作，其作品对于表现对象的情感倾向与观照视角，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审视型”，以启蒙者的现代思想和批判者的深度反思返观乡土社会，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批判乡土社会的封闭、愚昧、贫困……，所谓“衷悲而疾视”，力图以文字唤醒和启蒙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二是“仰视型”，以讴歌者的回忆与想象，表现乡土世界的自然、质朴、清纯……，构建与世隔离的美好“乌托邦”和“人性的庙堂”；三是“旁视型”，以旁观者的好奇与疏离，抓取所见的乡村之景象与人物，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种“审美”对象；四是“注视型”，以亲人般的身份与温情，关注着乡邻生活中的饮食起居、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似与乡土中的人们同喜怒共哀乐，并将其刻录于内心与文字之中。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显然属于后者。

在谈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情感”投入时，孙惠芬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写作的过程中，我不知哭过多少次，笑过多少次……我回到了孩提时代，可是又躲不过成年的沧桑，而恰恰因为有了成年的沧桑，才使童年的苦与乐都变成了创作中的乐。”1她还曾坦承除了《多年蚁后》这部新近的儿童文学作品外，其余所有作品均投入了自己深厚的情感。虽然情感倾向会有变化，且让作家创作过程变得艰苦，但她的所有创作都是“情感”的结晶。而面对故乡中熟稔的亲人乡邻，她的情感始终是“亲近”的，这种无距离的亲近感，除了作为乡土的一分子的那种融入感，更多地源于她始终葆有的温暖情怀，这也决定了作家的目光永远是温煦的。

同为东北乡土作家，孙惠芬常被与萧红作比较。无论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还是孙惠芬的《上塘书》《歇马山庄》，从中均可看出二人都把自己的书写定格在东北乡村，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烟火充盈的生活空间，关注着劳碌奔波在土地上的普通人命运，并在人物身上倾注了浓厚的感情。但与萧红小说那充满张力与冲击力的细节描写、将读者推入“生死场”般悲凉绝望体验、重片断描绘与轻情节架构的创作风格不同，孙惠芬始终“钟情”于自己生活的这片乡土，虽然这里亦有其不足甚至“可恨”之处，但她始终秉持着亲切、温和、宽容、平视的创作姿态，融入乡村的过往与现实，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和本土作家的熟稔，细腻描绘着真切的乡村生活图景及丰富的乡邻情感世界，并以此为立足点，关联起自己的情感地理，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的创作版图的同时，赋予这片乡土更多充满温情的关切和反哺。在谈及《上塘书》时，孙惠芬自承在她的创作生命里，“一直以为《上塘书》是一部最为特殊的书。它的特殊，不在于它如何打破常规，把村庄当成人物、将人物嵌入村庄这个主角之下的叙事方式；也不在于它如何借用了地理、政治、交通、通信这些地方志语汇，打破以故事为主轴的结构，而在于它弥漫于语言缝隙的安详和平和”5。孙惠芬“细致地观察上塘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目光悠长绵密，整部小说上百个人物，他们的生生死死，他们的疼痛、呼吸和战栗，都被体贴入微地述说着。”6亲情融入与温情注视的情感几乎凝练在孙惠芬所有乡土小说中，波澜壮阔又张弛有度地共同抵达她心中的故乡。

当代中国乡土作家，能够更为强烈的意识到他们原本熟悉依恋的乡土故园，正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风情样貌。因而惶惑不安、疑虑担忧、批判对抗等多种复杂情绪，不可避免地积存于作家心中，并以各种形式呈现于其文学作品中。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或剧烈或微妙的交锋中，作家们试图以自己的判断与力量，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因而常鲜明表达着其社会批判意识。然而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作家，孙惠芬既了解现代化变革对于乡村的重要意义，清醒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力量，同时更深切了解这一进程中，乡邻们所遭遇的迷惘、痛苦、无力等困境，所以在面对乡民们去乡与返乡过程中的言行及选择时，她采取的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关注与表达。《吉宽的马车》中，对黑牡丹、许妹娜、三哥这些进城打工者的“出格”行为，作家没有将其作为道德声讨的对象；对于城市人的不公平甚或歧视行为，也不作社会价值观的评判，而是将其真实形象地描述出来。《民工》中，鞠广大对与其妻子有私情的郭长义没有痛下杀手、以命相搏，而是最终平息了愤怒和仇恨以德报怨、宽容以待。对于《一树槐香》中的二妹子的堕落、《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李平的失足，作家同样没有作高蹈的道德评判和理性的人性剖析，而是在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呈示出她们生活中的委婉曲折。面对一个如此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历史命题，作家甚至有意识地将启蒙意识、理性思考进行了袪除，将底层叙事常见的高调代言模式进行了遮蔽，而是尽力让读者全方位沉浸于小说创造的真实氛围中，自然切近乡土现代化进程中每个普通人所感受到的疼痛与渴望，从而彰显乡土小说在当下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角色融入：感同身受与性灵抒写

乡土的主角，永远是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孙惠芬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多呈现出的，是作家在全面“理解”基础上的“性灵”抒写，因而其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形象塑造，均于自然平实中自带鲜活个性，如走入乡村，看到的每个平凡而独特的乡邻。

孙惠芬的创作灵感与写作源泉，常来自于其日常生活所遇之人事。在谈到《后上塘书》创作时，孙惠芬谈到主人公原型的来历：朋友偶然带来的一个可谓成功的进城者，现在已经是一个企业家，虽然在外面早就有“相好”，却因为老婆死了而一蹶不振，动不动就去老婆坟地，一坐就是半天！孙惠芬发现自己“认识”他，不但认识，还知道他曾是歇马山庄的村长，知道他进城发展、追求成功而经历的一切……，《后上塘书》的主人公刘杰夫由此而被唤出。虽然创作中不可能每个人物形象都有原型，每个故事都有其实，但正是乡土之中无数呼之欲出、思之生动的活生生的人，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提供着无数生动的面相及其丰富多样的情感世界。

应该说，孙惠芬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类人物形象是女性，“我喜欢写女人。或更擅长描摹女人。观察她们、体察她们可以说是我无法逃脱的宿命”7。孙惠芬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致，以乡村女儿的同情理解，体味并传达着整个社会变革过程中乡土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状态与心灵感受，绘成了乡村女性的形象系列，而这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母亲形象。孙惠芬对乡土的深厚情感源于“母亲”，对乡土的宽厚情感源于“母性”，对乡土的淳厚表达更寄寓于“母亲”形象塑造之上。现实生活中的奶奶、母亲等长辈女性，给了孙惠芬最初的人生教诲与情感滋养。奶奶的性格、见识与言行，给了童年孙惠芬多方面的影响，而母亲，更是作家成长过程中言传身教的生命引领者，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默默观察和度量身边人事的本领，也就是说，我在身体上跟母亲走着一条狭窄的只在院子里往来的道路的同时，心里头却走着一条漫长又宽广、通往别人心灵的道路。”8而长大后的孙惠芬在这条心里的道路上，时时关注并喜欢描画的便是“母亲”。

“母亲”是文学创作的经典原型，古往今来表现者可谓众多。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乡村“母亲”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却并不多见，赛珍珠的《母亲》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之后，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秉德女人》堪称写母亲的一部长篇佳作。相隔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作家们的生活历程全然不同，创作理念与艺术风格亦差异良多，然而作品中关于乡村母亲形象塑造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样引人注目。现当代乡土文学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本于揭示批判社会问题的创作宗旨，塑造的贫困悲惨的乡村母亲形象，多如《为奴隶的母亲》的主人公，为生活所迫痛苦挣扎，甚至不得不卖身为他人生子，备受身心凌辱与命运折磨。作家们意图以“母亲”的悲剧命运，映射社会现实的黑暗残酷，从而唤醒广大民众。另一类作品则如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式小说，多以轻快写意之笔触，描画具有朴真之美的乡村母亲形象，赋予其丰富而浪漫的文化想象。而莫言以宣泄般的语言着意描画的，则是“母亲”屡经磨砺挣扎而愈发强韧的身心，及其支撑的无比勇猛顽强的生存姿态。与一般母亲形象比较起来，她以其格外的粗砺、强悍、果敢与绝决，将“母性”的诸多方面表现到前所未有的极致，与文学的传统表达似乎乖离甚远。莫言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多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欢乐》中的“齐文栋母亲”以及《丰乳肥臀》中的婆婆等人物，其生命中凶狠、挣扎、衰亡、不堪、丑陋等等，成为母亲形象中醒目乃至刺目的一面，在与惯常形象的反差与碰撞间聚合成其独特个性，而在突破惯常模式的同时，反而形成了一种莫言式的“母亲模型”。

与上述乡村母亲不同，《秉德女人》的女主人公王乃容却是独特的“这一个”，她出生于镇上富裕人家，孩童时便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但不幸被匪胡子秉德掳走，被迫成为秉德女人，生活中从衣食住行到情感纠葛，从生儿育女到生离死别，一桩桩撕裂身心的苦难，无情地包裹着她的命运，一生遭遇堪称坎坷乃至凄惨，始终纠缠于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的矛盾争斗。然而孙惠芬却秉持着向来的创作态度与独特情怀，更多地赋予女主人公自然朴质却柔韧坚定、隐忍顺应却顽强自立、善良温柔却恩怨分明的性格特征。与多数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乡村母亲乃至女性的表现相比，孙惠芬的笔触，可谓更为耐心地着落于其日常生活中的家常神态。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更多地来自于文本中“细节的力量”——即其客观真实而又细腻生动的细部描写所蕴蓄的传达力与感召力。《秉德女人》的故事情节多为自然流畅地徐徐展开，不滞不涩，不斜逸旁出，不故设悬念，时有微澜起伏，平淡基调中偶见奇崛。大量细节随之自然涌现，联缀并丰满了一个个家常日子与平常故事，构成了“母亲”生活的顺序“纪录”，从而映现出乡村普通女性的人生样貌与生命历程。整部小说叙事节奏依照日子固有的节奏，不疾不徐，顺序写来，并从容裕如地推展为乡土世界的全景画卷，女主人公则成为推动画卷渐次展开的源源活力。这也是孙惠芬体贴乡土女性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善于发掘人性的多重维度，怀着相恤之情、相通之意体察人物、塑造形象的创作态度的一种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成长并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大地》三部曲等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大地》便是以皖北农村为背景，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史诗般的描述，作品中的乡村女性阿兰形象可谓立体生动，给人印象深刻。赛珍珠的《母亲》更是一部风格鲜明的小说，作品塑造的乡村母亲形象俨然有别于同时代中国作家笔下的同类人物形象。赛珍珠虽不是中国作家，她的作品亦未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她对中国农村女性尤其是“母亲”形象的塑造，却可为观察和探究中国乡土小说提供一种外部的独特视角。将孙惠芬的《秉德女人》和赛珍珠的《母亲》、《大地》对照阅读，对于走近并理解乡村“母亲”形象亦会有所启发。

除了乡村“母亲”形象之外，孙惠芬乡土小说中还塑造了其他各式女性形象，《保姆》中的翁惠珠，《后上塘书》中的姐妹徐凤、徐兰，《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潘桃，《吉宽的马车》中的许妹娜，《一树槐花》中的二妹，还有“《生死十日谈》中那些面目寡淡、言语不多、毫无特点，却能做出平地惊雷般举动的女子们”9，她们年龄有别、身份各异、遭遇不同，但读来都如在眼前，构成了“文学辽南”中人物形象的互文性存在。勃兰兑斯曾经说过：“怎样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呢？不过是具有塑造形象和制造气氛的才能。”10孙惠芬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其精巧的情节设计或严密的结构安排，而是来自于其能够如此传神地让一群辽南乡村的人们沿着村道风尘仆仆迎面走来。作家梁鸿在谈及梁庄时曾感慨道：“我没有厌倦，没有审美疲劳，每次回梁庄，我兴致勃勃地回去，充满想念地回来，实际上，我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11孙惠芬对待她的辽南乡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这样一群无比熟悉的乡民们生活在那里，她的情感地理显然亦会以一种召唤的结构让她“没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以‘现代’为中心的巨大转型。从生产方式来说，传统农业生产已经逐渐从乡村退隐；从社会形态来说，传统的乡村社会已经完全瓦解；从精神文化来说，传统乡村伦理已经基本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这一变迁当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的结果。”12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视为前乡土时期，那么80年代之后即为后乡土时期，前乡土时期乡村的典型特点是封闭性，城乡之间界限分明，人口流动较少，而后乡土时期乡村的典型特点是开放性，城乡之间界限逐渐消弭，人口流动较大。作为一个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孙惠芬的关注视域从前乡土一直延续到后乡土，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更是在她的乡土小说中得到了集中而有力的表现。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已形成极具互文性的文本系列，通过地方志、家族史、非虚构等多种形式和文体的不断尝试，孙惠芬以自己对于乡土的真切体验、深入体察与敏锐体悟，以自己坚持不辍的笔耕，用三十年的创作把歇马山庄、上塘建构成浩瀚博大的乡土审美世界中一方独特的“情感地理”，用她的“文学辽南”与时代彼此确认。如此集中、持续而正面地描写乡村，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属难能可贵。“她的乡土小说，既是中国当下乡土现状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时代的纷纭世相与众生百态，照见了社会转型期乡民们的内心波澜与灵魂异动，也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着特定的叙事深度与艺术高度。”13

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面临着城市化、全球化、媒介化等多重现代性挑战，正如丁帆先生所言，“我们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来看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呢？我们是否需要拟定一条新的主题路径和审美标准呢？我们的书写形式是否需要更新换代呢？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乡土书写难题。”14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乡土社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消解，地方感也在逐渐弱化。当前全球地方化、世界在地性得到强调的同时，也预示了地方感的重要。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介化的社会，一切都被媒介化了，乡村同样如此。人们对乡村的认知和理解，不是切实地走进乡村去感受和体验，而是从各种媒介中得到信息，从而聚合成的一种媒介印象。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相对稳固而深厚的传统，以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家，都为乡土文学贡献了独特的范本，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表达范式。而当下的乡土文学却并没有形成规模性文本和创作上的有序传承，作家们在应对城市化、全球化和媒介化的时代语境时对乡村的把握与书写缺乏充分的准备，作家们或乡村经验不够丰富，或审美兴趣不在于此，因而乡村生活虽是一座文学的富矿，但如何开掘却成了难题。近几年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主要内涵的“主题创作”，其“新山乡巨变”与“美丽新乡村”叙事表达也只是后乡土时期乡土小说的一个维度。此外，在后乡土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乡村经验极度匮乏，对乡村的共情严重不足，地方感鲜明的乡村样貌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知识而非经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孙惠芬以在场的书写姿态将乡村融入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时对地方感的强调，使其乡土小说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无论时代发展如何迅速，社会变化如何剧烈，乡土中国仍然是中国文学一个永恒的母题，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仍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