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觅度 亦皆泥洹——论《文城》的命运悲剧书写

日期：2023-06-17 10:35

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渐渐成为近期文学阅读的现象级热点话题。余华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以来凭借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现实一种》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确立了其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历史性位置，他的文学创作传播远超出了文学范围，深深地留下了当代历史生存的精神史印迹。长篇小说《文城》是作家余华继《第七天》后又一部长篇力作，在这一部暌违八年的长篇小说腰封上，显目地题写着，“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这无疑意在将我们关注的目光，又一次引向了探询生命存在状态的“活着”意绪之中，这部长篇小说最初余华有意以《南方往事》来命名，而后易名为了更具象征性意味的《文城》，其间韵脉情深所寄托的人生况味，随着命名的转换也颇令人为之寻索。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曾说，“诗人不能长久地在语言的恒温层中逗留。他要想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应该在痛切的泪水中盘作一团”，对于那些力求突破既有文学成就的作家而言，也意味着他们必须一次次从自身所业已形成的叙述与语言的“恒温层”中出走，甚至不惜破除由自我文学书写所形成的定式，不断冒险深入到存在幽暗的无人瞩目之地，在那里连同自身进入到生命不可剥夺的声息沉积之中。这一次在长篇小说《文城》里，余华以其精敏而睿智的历史想象力，将我们的视野前推至清末民初乱世之中，这是一部命运感极为强烈的小说，可以堪称为一部命运之书，将是当代文学新世纪第三个十年极为重要的收获。《文城》艺术结构宏阔，叙事笔法细腻而精微，历史动荡的波诡云谲之中，自是伦理情义犹存，灾靡降现的无常之中，自是深蕴着受难的人性光亮，而气韵绵长，这其间也自有内气远出的遥思寄托。在一场历史生存与生命劫毁的哀歌里，重新打开我们的精神视野，接续着那不绝的历史幽魂与呼吸绵延。

我们知道，在新世纪后作家余华先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兄弟》（上下部）（2008），《第七天》（2013），可以说余华的小说在不断试验多题材多技法突破的过程中，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也正是他在创作出一系列先锋文学作品之后，人们对于这样一位当代经典性作家罕见的文学创作能力，始终抱持着极高的阅读期待心理，乃至更为挑剔的苛刻眼光。也因之会更为希望以完美无缺的预期心理来看待审视余华新的创作。可以说人们在以很高的文学艺术起点，期待着余华的后续文学创作。而与此同时也会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无形之中形成了隐在的精神压力，写作于此对于作家本人而言，便成为了需要自我承受的挑战与尝试，竟自有时往往会突破公众化的预设期待。可以说余华关于文学创作的考量与磨砺，自我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是属于少而精的文学创作，每一部都会苦心思虑，历经长时段的时光冲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余华的文学创作具有了某种传统的古老的手艺人的特质，在不断打磨不断检视之后，他才会最终将它呈现出来。如同诗人多多一般，他以自身内心的“自转”抵御着浮躁的外在世界的“公转”胁迫，听从心灵缪斯的召唤，而他的缪斯是这样一位受难的缪斯，铭记苦难负载历史未曾遗忘，“以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般，深入到沉落的尘埃与泥土之中，兀自向内心寻求一个最大的历史真实，写出属心的真实。

命运的述说：离散的寻找与永不可达的悖论悲剧

诗人里尔克曾说，“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如何较为客观地看待一部作品，有时可能也需要我们进入文本世界内，绝虑凝神，耽思傍讯，接续起作者所接引的声息，聆听作者是否遵从了内心的召唤，以自身有限存在进入无限的生命存在之中，以灵魂之一滴汇入万千之水的博大与忠诚，也正像诗人策兰一般是否高度忠实于自我的心灵，乃至忠实于以痛苦记忆所喂养的一生。作家余华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关于历史的承担，都使得他在一种残存的记忆里，不断走入既往，扭身走入回望之中，与现存的当代性拉开了距离，这是知天命而来的命途辨认，也是自觉的使命践行，这是一代人魂之归依的使命与宿命。因为《文城》出现的时间，距离我们太近，更好的接受可能还需要时间来审视来等待。

长篇小说《文城》经由多声部的缘聚离散，来呈现历史混乱之中的道义关怀与情深无绝，似乎形成了关于永无终结的寻找与永不抵达的原型主题悲剧悖论，也惟是如此，往往更为强烈地唤起一种命运的感应力。起初这部长篇小说余华有意以“南方往事”来命名，后定稿时修改为《文城》，故事的叙述重心仍是围绕南方地理风物人情来展开。“文城”无疑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场域和生命意象，它充满无实指的虚构色彩，又不免令人想到卡夫卡存在意义上的“城堡”，它来源于故事人物阿强的谎言，这一虚无缥缈之所，如同文中叙述者借由主人公纪小美之口所指出，“文城意味着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找寻”，而关于“漂泊”与“找寻”的述说，久已成为中西文学之中古老的原型主题。而关于这一话题的内在探询，则是耐人寻味的。林祥福必然选择弃家的漂泊寻找，以此与自身存在的巨大虚无相对抗，这便成为他看似自我选择的孤绝而行，实则是他的命数的必然，于此无尽的“漂泊”与“寻找”也便成为了他内心温暖的终极意义上的灵魂庇护。

这部小说由《文城》和《文城补》两部分内容组成，分别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交织与错位的故事叙述，以如此有意味的形式，构成了两相对应互为补充的关系，彼此之间看似独立，实则相依成韵，人物命运历史开合间，聚合离散无常世相，真切地将人的命运困境中的混乱与痛苦相呈现，读来令人忧肠百结。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成长于北方乡村富裕人家的林祥福，在父母双亡后，宿命般遇到前来投宿的谎称兄妹的阿强与小美，并与小美结为夫妻，及小美生下女儿后离去，携女儿背井离乡从北方来到南方溪镇，寻找文城寻找妻子，及其在溪镇凭借木匠技艺兴家置地创业，历史动荡中艰难生存与土匪残暴的抢夺虐杀斗争，协助保卫溪镇及营救商会会长顾益民而死的故事；第二部分主要描写了女主人公纪小美悲凉的一生，补充交代了第一部分女主人公生存遭际的空白。她出生在万亩荡西里，贫困而多子，租田种粮的困顿日子，使得她的父母过早地将她送入溪镇从事织补生意的沈家做童养媳，自此便与沈祖强（小名阿强）相依为命，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与此同时作为家主的婆婆，也便开始了与小美复杂的情感纠葛恩怨。终是在一次小美无奈自作主张借济丢钱的小弟后，因为公公阿强的袒护，婆婆与小美的矛盾陷入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小美只得离开沈家返回西里村父母身边，而后阿强也离开沈家，与小美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们先是在上海过了一段儿奢侈放纵的生活，钱财耗尽时去往京城时，无奈沦落到北方定川附近的一座村庄，结识林祥福谎称兄妹来自“文城”，而后阿强北上，小美留了下来成为了林祥福的妻子，在无声离去与阿强相会后，小美因为有了林祥福的骨肉，便重又返回林家诞下女儿林百家，此后离开林家与阿强颠沛流离，再次回到沈家时，已是物是人非，婆婆离世，公公不久也长逝。此后林祥福来到溪镇，小美怀着不安与罪感和阿强躲避着他，也正是无以安放的赎救之心，小美和阿强冻死在了城隍阁的祭拜之中。

通观长篇小说《文城》，我们可以发现文中关于命运的述说，不仅仅是叙述之上所呈现出的整体人物命运氛围与气息，而且叙述者也会频繁地直接借助故事人物之口，道出命运的无情存在，仿佛如同无处不在的上帝一般，俯视着芸芸浮沉悲欢中的人。林祥福与刘庄小姐刘凤美彼此因误会而错过，命运就这样带着纪小美来到他的家中，可以说林祥福因父母早逝的死亡而蒙生的命运感，已然使得他安然接受了属于命运的冥冥之中的安排，“林祥福想起那段彩缎，正是他把彩缎拿出来放在刘家厅堂的桌上，才没有了这段姻缘，才有了后来小美的来去匆匆。这天晚上，那段彩缎在林祥福脑子里时远时近，挥之不去，最后他觉得这都是缘分，都是命”。同样文中关于命运强烈的体认，在林祥福怀抱女儿寻妻来到溪镇，为了女儿的哺乳遇到陈永良夫妇，“陈永良和李美莲的挽留似乎是命运的暗示。这一天林祥福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宿，他在树木冻裂的声响和鸟儿掉落的振动里，一步一步再次来到他们家中，以后就住了下来”。而在小美因接济小弟与婆婆关系覆水难收时，我们看到叙述者多次可以凸显了人物自我清醒的命运意识，“小美看见了自己命运的去向”，“小美知道自己的命运，她要回到离别八年的西里村”。也正是萦绕着格外动人的命运之感，我们会在文中看到叙述者潜意识地已不觉地通过人物之口说出，如文中陈耀武因与林百家渐渐萌发恋情，惨遭父亲陈永良鞭子抽打后，李美莲面对林百家的隐痛哭泣，也不凄然地说出，“这命啊，都是前世就定好的”。同样当小美与阿强颠簸流离重新回到溪镇沈家，小美的公公将婆婆临死的托付账薄交给她时，“公公叹息起来，他说：‘这都是命’”。一种笼罩人物贯穿其心魂的命运感，无形地伴随始终，及至林祥福与纪小美的死，也成为了命定的受难，通过死他俩完成了属于各自彼此的运命，而作为命运荒诞而仁慈的一面，最终在田氏兄弟护送林祥福棺材返乡时，途径了纪小美的坟墓，两人以残酷的命运形式，终于相见了。“这时他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他们听到了水声，看见溪水就在前面流淌，田二说在这里歇歇脚，喝点水，吃点干粮再走。”“他们停下棺材板车，停在小美和阿强的墓碑旁边。纪小美的名字在墓碑右侧，林祥福躺在棺材左侧，两人左右相隔，咫尺之间”。

犹如“无常与苦难所生的孩子”，小说中主人公林祥福与纪小美两人的悲剧性命运，无疑成为叙事的重心与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两人传奇性的命运悲歌，被作者动人而细腻的笔触，叙述的异常哀绝。林祥福父母的早逝，他过早地体会到生死与命运的残酷，在孤儿的隐忍中犹如北方粗粝的泥土般默默承受，而纪小美的命运也是另一种残酷，生存困厄中多子的家庭，犹如卑微的茅草，生灭无常已无尊严可言，她也自然生长从这里走出，压抑生命本性，也竟自如孤儿一般，过早地体味到人世苍凉。因此林祥福与纪小美两相交织，而又不可不离散的悲剧命运，极为打动人心。人物呈现自身命运的选择，至此故事的叙述已不需作者作为中介，故事主人公在其自身的历史生存处境里，自行接受了属于自己的命运。

生死场间的沉默物哀：呈现人物生命的疼与痛

批评家张柠曾在文学创作课堂上讲过，他说作家自身生命经验应该成为酵母，于此而不断生发。我认为作家余华正是这样一位怀着幽深情结的作家，他那创作动力的“酵母”仍在生发着蓬勃的叙事冲击力。他用长篇小说《文城》写出了乱世情长中“人的疼痛与一个国家的疼痛”1（《文学想象、经验与记忆》），这是一部令人百感交集的著作，书写出了命运的悲凉与不断丧失的过程，越是叙述节制越是负载着沉沉的精神重力，越温情越残酷，关于生命与存在，寻找与远行，生死与寂灭。可以说余华是一位具有形而上哲学探究意味的作家，他始终在通过小说创作来追求一种深刻的命运启示，而故事也成为了他窥探存在的一种心灵景象的文学书写形式。

《文城》这部书写命运感极为强烈的长篇小说，唱出的是一曲生命哀歌与挽歌，而其中深入骨髓的悲凉与物哀，亦或如刺痛作家的“酵母”生发着故事的命运铺展。它的深刻性融化于浅淡的文字涓涓细流之内，余华用无可逃避、不可回转的人物宿命般的选择，来加以一步步呈现，黯淡平静之中自有惊心动魄，乱世情长之中自有深泓气象。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耗费和动用作家心灵的写作资源是巨大的，它指向的是如同还愿般的生命赓续的思考，每一片土地都在历经着生与死，每一片土地也都在历经着无尽的寂灭与无常，每一片土地下也可能都存在着一副韧性之骨。于此而观，五十知天命至六十耳顺之年的创作，也可能将是一个作家的大成之年。在领受天命的年月里，被八年时光所浸润的《文城》，无疑是用情极深，用思极精，用笔极凝的一部关乎情韵悠长，存在境遇考量的心血之作。而在叙述者隐忍的故事展开之中，沉沉的物哀之思隐隐浮现，无处不在，它困守于故事人物的历史生存与生命遭逢，也触发心灵地向我们涌现。

我们看到故事中主要人物林祥福、纪小美、阿强及沈母、沈父、田大、小山等，相继恩怨交织地死去，而围绕主人公林祥福与小美之间的是断念之弦，走向的只能是绷在两人间的丝弦，被动荡不息的命运苦难的风骤然吹断。也正是断念与寂灭之间的悲剧，更使得物哀之感化入人物生死之中，小美所怀着的无尽忏悔与自我惩罚，而使得她必然地选择了死亡的献祭，这是顺应了她心灵的情感逻辑，她始终充满罪感与抱愧于林祥福及女儿的心灵忏悔意识，最终也必然会将她推向这一步。她痛苦地面对的是人对于自身命运清醒的认识与不可回避的毁灭，因之我们看到她执着地选择于雪地祈天祭拜城隍阁，实则也可看作她在赎回自我减去尘世罪感，以此断念以此平复受难的心灵，“小美没有反应，她祈求苍天之后祈求林祥福，林祥福怀抱女儿千里迢迢寻找而来，让她心痛不已，又充满负罪之感，她在心里对林祥福说：/来世我再为你生个女儿，来世我还要为你生五个儿子……来世我若是不配做你的女人，我就为你做牛做马，你若是种地，我做牛为你犁田；你若是做车夫，我做马拉车，你扬鞭抽我”。我们亦不妨将这一过程视为纪小美自我救赎的必然结果，于此观之她对于自身命运的死亡选择，其实也是无可选择，也只能扑倒投入“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灵魂无垠的净化之中，而希冀进入与神的宽恕与无垠虚空存在，获取生命的些许慰藉。在祈天赎罪的死去之后，她守着女儿的眉发与胎发进入了永生，也许这也便是来自命运的仁慈，“小美入土为安，她生前经历了清朝灭亡，民国初立，死后避开了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余华描写人物心灵承受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那是直击腑脏的疼痛，有时在故事的叙述中不发声而是凝于行，往往伴随着如影而至的巨大的沉默。而在语言的沉默之处，命运感的物哀气息反而越发强烈，它是一种时间无形之压，也是受难的无声之泪，既见神圣，又直抵心灵本质，连同死亡也成为了沉默的一部分，这仿佛是独属于他的刻写灵魂的天赋。正如哲学家马克斯·皮卡德《沉默的世界》所言，“在语言结束的地方，沉默开始了”，“在存在沉默的地方，人类被沉默看守”2，情义何物？每每牵动心灵不息，在故事对于人物命运的探询之中，也因应着林祥福与纪小美安敛如素的巨大的沉默而神秘，由此而言，我们也可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内部积蓄的沉默，远远超出这个人的有生之年”。主人公林祥福与纪小美他们对于命运的体悟和接受，惶惑乃至曾有的畏怖与不安，终是化为了一支安魂曲，或落于西山，或远迁于遥遥故土，生命注定要在沉默里逾越雪冬，存在的强度感由此彰显。在《文城》的语言叙述之中，无穷的沉默联结为比死亡更浩瀚的存在场域。“美从沉默中拿走了地下的黑暗，把沉默送往大地上的光亮中，于是美把沉默送到了人类中”（《沉默的世界》），作家余华似乎也执意要在周身所聆听到的沉默之中，试图不断接近命运的根源，以无常之物的离散与死亡相交织。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感知到透过人物命运遭际而来的物哀之感，与作家笔下叙述所营造出的自然地理及文化生存“场”密切相关。“溪镇”这一南方小镇无疑作为一处文学叙事的地理文化“场”，犹如他们的“生死场”，历史朝代的更迭凋零与漂离之中，那些附着在土地上的生命，卑微如蝼蚁，有时竟自倔强的如眼泪如雪花，都已吹进历史苍茫的不可琢磨之中。而颇具象征性意味的“文城”，同样是叙述中故事人物林祥福念兹在兹的所寻之地，他及至赴死之时，或许也未曾忘记这一虚无缥缈的所在，这无形中构成了生命漂泊与永久找寻的“场”，而对于历史生存中人物的命运更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洞悉意味。余华在《文城》中融合了自己的南北生活经验，这和他多年居于北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南方自童年而始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记忆，最终起到了根本性动力作用。随着南北两种文化形态的会聚，而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在写作文化背景、地理视野上，都趋向于更为阔达、开放、生长的面貌形态，也正是因此而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更为独特。

历史的混乱与寂灭：语言细节的穿透力与女性人物心理意识

先锋诗人批评家陈超曾指出，“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有进一步延伸的能力”3，于此而言我们来扩展看待小说创作的文学世界语言，也可更具有宽阔的视角，文学叙述的语言在整体上，需是一种深深具有穿透力的语言，它理应在形塑人物的灵魂之后，拥有探究与呈现其命运的深度自觉意识与能力。经过长篇小说《兄弟》《第七天》的多样手笔的探索之后，余华在长篇小说《文城》里对于语言形式的把握更为精道更为纯粹，语言也更为节制内敛，张弛有度而更具创造活力。我们知道在叙述之中，如何妥善处理完成好叙述之轻与命运悲剧主题之重，是极其考验心性与笔力的地方。于此而言，我们在《文城》之中，会为余华那冷静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言所持续冲击，这股力量来自人物命运悲欢已然泯为一体，难分难解的深哀之感。时间锋芒挥动之下毁灭之中，也自是有着死生契阔般的悲壮。

余华早年对于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物哀的忧伤迷恋，这一情结并未远去，而是融于文字的血质里端凝，如盐融水般化为文字韵深的细密之处，这便使得余华往往如同川端康成一般，格外关注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更为注重细部的意识呈现，以其别样的投射方式进入人物灵魂复杂的内里，艺术美学风格上已然独树一帜。正如批评家刘旭曾指出，“细节描写在余华之后几十年的创作中确实得到了非常好的运用，不管是早期‘先锋小说’的血腥场面的悠然展示，还是《活着》的死亡场景一个又一个如卷舒之云温情来去，即是川端康成的影响，这为余华的辉煌成就奠定了良好的文字基础”4。余华在长篇小说《文城》中延续了他此前对于女性人物命运的持续关注，他将女性人物深处的那看似柔弱而实则刚强倔强的灵魂与意识，描述的分外强烈，往往令人过目难忘。《文城》中他塑造出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如纪小美、李美莲、林百家、沈母、小山老母亲、李翠萍等，而这又与他出色的细节捕捉和描写呈现密切相关。对于女性人物的传神写照，余华往往会通过给人留下极为深刻意识触动的细节来呈现，在这一方面的描写无疑是故事中情深长寄所在。如描写沈母弥留之际，口中念念不忘小美的场景，尤为感人而令人心绪复杂难平，这样融合了万千命运的感慨与生命体验的真切描述，也是尤为惊人的，离开了对于人性深刻的洞透与观察，是不可想见的，这是一个人知其大限将至时复杂的心绪全然袒露，表面也许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模糊不辨的状态，实则极为准确地描写出了沈母内心长期的对于小美的愧疚之情，被她长期压抑在心底深处，而临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际，她潜意识里的难言碎语，已摆脱传统礼教意识束缚，随着心底的愧悔之泪涌现而出，既是忏悔的和解，也是希求小美谅解宽恕的吁求。

同样当“和尚”小山与陈永良结拜共同抗击匪首张一斧，在他不幸失血过多死去后，陈永良与儿子陈耀武料理“和尚”小山的后世，寻到小山的家与来接他的老母亲时，叙述了一位历经时光沧桑的老人，老年时的丧子之痛，来得尤为痛烈，那是深入骨髓的内痛撞击，余华再次以他出色的独到笔法，将老人心理上的伤痛隐忍于人物的对话细节之中，读来一位老人的无助与谨小慎微于艰难世事的悲惨命运骤然向我们张开，如在目前可以想见。可以说正是得自余华非凡的文字传达，而使得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故事中，人物那生命内在沉痛为哀哭盈满的一刻，它属于心灵死难的悸动：

老太太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在陈耀武的背上了。陈耀武背着老太太走去，他边走边问她：

“奶奶，你还记得我吗？”

老太太问：“你是谁呀？”

陈耀武说：“你好好想想。”

老太太看见陈耀武少了一只耳朵，留下一个耳洞，她伸手摸到陈耀武的耳洞上，哭了起来，她说：

“你是溪镇的陈耀武，你长这么大了。”

老太太呜呜哭着，失去儿子的悲伤被陈耀武失去的耳朵激发出来，她无法再强忍下去，她的哭声虽然小心翼翼，却像走去的山路那样漫长。

余华对于故事中女性人物的心理描写，是以隐秘而微的细腻笔法来呈现，如文中描写陈永良与李美莲夫妇对于林百家的疼惜与爱护，竟自当李美莲得知林百家从家里被土匪绑票裹挟而去，隐着深痛让儿子陈耀武去替换下了林百家，及至林百家从土匪手中脱离，回到家中的一段描写，将人物李美莲百感交集的复杂难陈的痛苦心理状态，描写得动人心弦。连同为躲避兵乱，林祥福与陈永良一家准备离开溪镇时的人物间的对话呈现，可以说细微之处波澜起伏的是故事人物内心思绪的涌动，是李美莲意识深在的真实，将李美莲这位女性敏感的心灵情感变化，描写得分外传神，一位母亲对于儿子抱愧于心的负疚感与不舍之痛，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极可见余华叙述笔法功力之深切：

林祥福和陈永良没有上西山砍伐竹子，他们准备从陆路逃走，北洋军距离溪镇十多里的谣言传来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装，堆在陈永良那辆嘎吱作响的板车上，林祥福将林百家和陈耀文抱上板车，李美莲锁上大门，陈永良拉起板车准备走的时候，李美莲又打开了门锁，她站在门前对两个男人说：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你们走吧。”

陈永良说：“都什么时候了，兵匪都快进城了，你还要留下来。”

李美莲说：“我不能走，儿子回来了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陈永良遥遥头说：“这时候也就顾不上他了。”

李美莲对他们说：“你们开走吧，我在这里等儿子回来。”

陈永良对李美莲说：“你不走，我们都不会走。”

李美莲固执地摇摇头说：“我不能走。”

陈永良对李美莲吼叫起来：“你是要我们都死在这里。”

李美莲留出了眼泪，她说：“不是的。”

陈永良指着板车上的林百家和陈耀文说：“这里有两个孩子呢，你不想他们死的话，就锁上门，跟我们走！”

陈永良说完后拉起板车向前走去，李美莲说：“我不能锁门，儿子回来总得让他进屋。”

在清末民初纲常崩毁之时，世事纷乱艰难辛酸，军阀混战匪祸横行，维系生命的人性光亮与情义历尽生死变灭犹存，而显得尤为宝贵。由之善与恶、罪与罚、暴力与疯狂、宽宥与和解，被损坏与所守护的生命的起落，便也动荡其间，林祥福与纪小美难逃厄运的悲剧性命运结局，废墟与泥土之下，原本也曾是鲜润的生命，同样也昭示出无以回避的人类生存中的隔绝与无助感。一切的浮世喧嚣与疯魔都终是归于凝寂，一切的情义交织恩怨交集都归于空无的所在，越是暴力越是显出凡常之艰难之可贵足珍，越是残酷越是体现出温情之永在之不可剥夺，于此我们透过林祥福的人物命运景象，也许一生的寻找并非徒劳，死后的林祥福装殓后，被田氏兄弟运送返回北方故土的路上，途径小美死后的坟茔，命运安排了他和纪小美，以极为触人心弦的悲凉方式重逢了，“这时他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他们听到了水声，看见溪水就在前面流淌，田二说在这里歇歇脚，喝点水，吃点干粮再走”，“他们停下棺材板车，停在小美和阿强的墓碑旁边。纪小美的名字在墓碑右侧，林祥福躺在棺材左侧，两人左右相隔，咫尺之间”，而这样的相逢也终是短暂的，他们终还是归于了永久的离散与巨大的沉默之中。

文学创作如同追问如同还愿，每一个故事都留下了历史印记，向无数生灵与造物主还愿，向我们的生命经验与感知还愿。我认为《活着》（2003年）与《文城》（2021年），有一种精神脉息的隐在承接，虽则一部是现实主义笔法，一部是传奇性笔法，创作笔法的多形式实验，并不影响内在文脉的贯通，也似乎构成了作家余华关于书写生命存在三部曲的前两部，仍存在的未尽的述说，也很期待他后面的接续创作，《文城》中诸多人物的命运的悬念，仍令读者充满期待。可以说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将为时间所选择所充满，已入六十耳顺之年后，作家余华仍在积蓄创作的热情与书写命运所带来的启示，而如今时隔八年之久，长篇小说《文城》的到来，已然使得我们看到他持续的对于人的存在与命运的关注，也许任何一部小说都非无懈可击，但这部作品经历了余华反复删改打磨，它不是可以一次性完全解读而穷尽其深刻内涵的，这部小说的可读性与顺畅性，使得那摇撼我们心灵的力量，更为直接更为锋利，也许惟有如同作者倾注心力反复修改一般，我们也需要反复阅读，以获取细部隐微处更多的丰富的感受，如此必将有所领悟有所得。对于余华这样一位拥有罕见命运领悟感与形之为文才能的作家，他其后的文学创作，我们仍将充满由衷的敬意与期待。理解余华的文学世界，也需要我们达至与他一样具有深刻地看待“死与变”的生命存在的意识，如同诗人歌德所言：

什么时候你还不解

这“死与变”的道理，

你就只是个忧郁的过客，

在这黑暗的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