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及其前瞻性

日期：2023-06-03 06:09

王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存在，除了创作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小说、散文之外，还表现在他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注，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的解读，这主要见诸他的一系列激情满怀、充满思辨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文章。从表现形式看，这些文章主要有理论的探索、漫话式的评述、为他人作品集所作的序言、文学对话等几种形式。作为杰出作家的文学评论，王蒙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的职业批评家无法相比的，其文学理论的审美高度，批评文体的创新，对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思考，对作家作品的深刻见解，既独立成章，又自成一体。这些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不仅具有史识的气度，更具有多元性、前瞻性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对当代文学思潮的总结，具有超越时代的深度。他的文学批评促进了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良性循环，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批评文体，引导了中国当代文学朝着多元、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

把脉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论述文学发展的动力，剖析当下文学的现象，是王蒙文学批评中的厚重内容。改革开放之初，身为文学浪潮领路人的王蒙，以文学现代性的卓越创作成就，助推了当代文学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显示了作家学者化的艺术审美深度。1979年至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经济建设百废待兴，政治领域的平反冤假错案到了关键时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蒙发表了《作家应有真知灼见和真实情感》《“反真实论”初探》《睁开眼睛面向生活》《领导文艺工作要树立生产观点》《文学与安定团结》《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漫谈文学的对象与功能》《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等理论型的文章，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一些文艺问题进行了睿智的辨析，其立论之高，看问题之远，见证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拳拳之心。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文艺界也出现“紧跟”与“照办”的声音，对此，王蒙这样批评道：

任何现成的结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多么“幸福”的人也不能用阅读和背诵现成的结论来代替实践—认识—实践，这一伴随着激情和苦恼、失望和欢乐、疑惑和彻悟的过程，何况是作家呢？鼠目寸光的庸人，看风转舵的市侩，迷信僵化的冬烘，追求自保的甲虫，难道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民群众生产出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来吗？难道能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青年读者带来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吗？难道能无愧于我们的伟大的时代吗？1

面对新的时代，作家要接受生活的考验，要有探索真理的勇气，通过“实践—认识—实践”来检验一切创作观念，而不是在“现成的结论”的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做“紧跟”与“照办”的“幸福”人。王蒙批评那些鼠目寸光、看风转舵、迷信僵化的作家，认为这样平庸的人是不可能“生产出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更不能给“人民群众、特别是为青年读者带来新的、有益的东西”。他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感受生活，研究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坚持文学作品的独创性，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伟大时代。”对于新时期文艺领导者的责任，王蒙是这样论述的：“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文化部门，应该树立起生产观点，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把关而是开路，不是锄草而是浇花，不是搞政治运动而是发展文艺的生产力。”2通过“把关”与“开路”，“浇花”与“锄草”的辩证论述，明确了“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文学艺术的正确方向。这样的文章，具有高瞻远瞩的思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无疑有着理论引导意义。

“伤痕文学”的出现，引发文学界有“向前看”与“向后看”3的创作理念的交锋，更有“歌德”与“缺德”4的争论。“缺德”论和“向后看”的提出，给刚刚开创的文艺繁荣局面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为了厘清文艺界的一些负面因素，王蒙在多篇文章中就文学作品歌颂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辩证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阐述了文学的表达对象与文学的美学功能，并对文学如何反映生活真实作出了高屋建瓴的论述。他认为，“如果按照这些自称‘歌德派’的人的意思办，我们的文学将重新走上粉饰生活和伪造生活的绝路，读者所关心、所无法摆脱的那些矛盾的问题，将不能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读者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的将是虚假的，没有生命的说教。”5这种掷地有声、实事求是的反批判，就是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不要走向“粉饰生活和伪造生活的绝路”上去，谨防文艺创作重新回到没有生命力的“高大全”模式，重蹈“假大空”的覆辙。对于“向后看”的暴露问题，王蒙说：“我们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不是为了发泄而暴露，更不是为了吓人、为了哗众取宠而暴露。暴露的目的是为了驱散黑暗，为了前进，为了扩大和发展光明。”5王蒙从正面论析了文学的“暴露”元素与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解释了文学作品中“暴露”的社会作用，论证了“暴露”的目的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驱散黑暗”，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这些见解深长的论断，充分展示了一个杰出作家的政治立场，以及敢于担当、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对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稳步发展，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进入新时期，由于作家的创作心态发生了转变，那种黄钟大吕式的使命意识逐渐丧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些远离新的生活、逃避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展示自我内心苦闷的作品。面对这样的文学阵营，王蒙仍然坚持作家是生活的“代言人”，提出了只有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场，作家的创作才华才能得到展示，才会创作出新的力作。在《生活呼唤着文学》中他这样论述道：我们的作家在提供这些人物的今天的命运，新的生活图画的时候，远远不像描绘他们的昨天、生活的昨天那样得心应手。既要捕捉时代之新，题材之新，敏锐地注视、听取与表现生活的发展变化，又要有深的开掘，深的感受，深的概括，这是不容易的。没有对生活的注视、寻找、开掘、积累，就不会有紧跟着生活的步伐前进的文学，这个规律是无情的与无法代换的。严重的问题是深入生活，努力到新的生活当中，人民群众当中去获取新的启示、冲击、感受与创作素材，努力去获取新的体验，新的评价，否则就会使自己的创作枯竭。6

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在这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呈多元、立体、全方位的趋势发展。但也出现逃离时代、热衷于描写人物形象的“过去时”的创作势头。对此，王蒙提出要在新的时代捕捉新的题材，要对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负责。他要求作家要研究、开掘、感受当下的生活，如果无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作家“就不会紧跟着生活的步伐前进”，也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有扎扎实实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获取新的体验”，寻找新的感受，文学创作才不会枯竭。文学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文学界常谈不衰的话题，但是，像王蒙这样结合时代“新的生活图画”来全面论析作家与当下生活的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王蒙关于文学与新时期社会主义生活关系的论述，还有《“面向现代化”与文学》《谈“四化”与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反应与呼唤》《文学生活的全面高涨》《从生活到小说》等文章。在这些论文中，他探讨了文学为什么落后于生活，批评了一些作家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并全面论证了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诠注了生活如何变成小说的审美内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文学家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己任”7的观点。这些论述，纠正了当时文学创作不需要生活的观念，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关于当代文学的创作模式、审美命题，王蒙也从作家的视角进行了理论阐述，认为当代文学在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雄辩性”8的同时，还有着文学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是良师益友的精神交流，是具有建设性的、互为补充的文学营养。因此，他认为当代文学的“亲和性”创作应该包含以下八个命题：“对于人间的肯定和爱恋”；“对于世界万物的平衡、和谐与运转的赞颂”；“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爱情、亲情、对于母爱种种情感的讴歌”；“表达一种豁达、豪迈、潇洒和超脱”；“对人间的各种事业的开拓和力量的表达”；“一定程度的唯美倾向”；“幽默的特点”。9这八个命题从内容到形式，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亲和”特质，那就是强调文学作品对普通人的情感的抒写，对宇宙间自然物象的颂扬，赞美人间的亲情，讴歌事业开拓者的向上精神。这些论述，肯定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赋予当代文学理想主义人文关怀的价值观。

二

王蒙一直关注当代文学的现状，无论是对当下文学的及时性判断，还是对一个时段文学发展形态的总结，都体现了他睿智的思考。在《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读一九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一九八四年部分短篇小说一瞥》等文章中，王蒙既分析了当年小说创作的具体情形，对年度小说形势作了基本评价，也对文坛出现的新观念、新的创作技巧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述。特别是对新人新作的发现、评介，更是引起文学界的关注。面对文艺界1983年关于“短篇小说是‘平年’，‘不甚景气’”..10的论调，王蒙论析了王安忆、张承志、铁凝、梁晓声、张辛欣等人的作品，并对这几位青年作家的小说得失进行了理性的剖析，特别是对王安忆作品“以善写恶”的审美主旨的广度和深度的赞赏，对铁凝在新时代的新生活中发现新诗意的美誉，对张承志小说艺术形式“力透背纸”的肯定，对张辛欣的“复杂和痛苦”的心理小说的定位，都体现老一辈作家宽厚的文学视野。在文章中，王蒙通过对陆文夫的《围墙》、邓刚的《阵痛》、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等优秀小说的评论，证实了1983年的短篇小说并不是“不景气”，也不是什么“平年”，而是佳作迭出、生机盎然的短篇小说年。特别是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高度赞美，更是提升了1983年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定位。对于评论界“清平湾”艺术形式的“悲凉”说和“凄清”说，王蒙非常肯定地说：“贯穿全篇的决不是什么顾影自怜的凄清，而是劳动人民的善良、诚挚、艰苦奋斗与自得其乐，……‘清平湾’的主弦不是‘凄清’，它其实是一首灼人的情歌。”..10这样的评论文章既是对年轻一代的鼓励，又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起着“导游”式的作用。《一九八四年部分短篇小说一瞥》剖析了当年短篇小说的基本情况，肯定了当时的青年作家张炜的《一潭清水》《海边的雪》对现实生活诗情画意的描写，以及对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歌颂。同时，也对何立伟《白色鸟》艺术形式的创新作了恰如其分的褒奖，对邵振国《麦客》中的西部风情的意蕴的评述，对陈冲《小厂来了个大学生》真实性、现实感的论述，对王凤麟《野狼出没的山谷》象征内涵的评价，都显示了王蒙独具慧眼的艺术品味。特别是对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怪味”小说别出心裁的审美评价，认为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在谋篇布局、炼字炼句的基础上，显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成雕饰的艺术大美，这样的论述，更是彰显了王蒙文学评论的审美格局。当然，文章也对一些不成熟的“夹生”小说，作出了善意的提示。在王蒙看来，“一九八四年短篇小说的数量是不少的，质量却不算很理想。”..11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他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比较敏感的文学形式”，其发展起伏不定，而“前几年崭露头角的作家把主要精力转向于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的创作”，一些在创作上比较成熟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探求上，也还有远远未发挥出来的巨大潜力。”..11类似的文章还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把控文学现场的《文学现状断想》、颂扬文学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呼唤文学要适应新生活的《小说创作要更上一层楼》、畅谈中国当代文学各种现象的《关于中国文学现状》、在对话中点评当下文学的《圈圈点点说文坛》、有的放矢地针对文坛解惑答疑的《当前文艺见解十题述评》、展望文学新境界的《当代文学的新话题》、论析20世纪末小说创作的《关于九十代小说》、为后现代小说辩护的《后的以后是小说》、给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把脉的《我看儿童文学》等。这些文章论点鲜明，证据充实，说理透彻，既总览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又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现状作了客观的剖析，特别是对家作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文学创作的精耕细作的评议，显示了卓越的文学批评的才智。在谈到不同年代出生的作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王蒙这样精辟论述道：

从小说作者方面来说，现在变化也非常大，老作家没有停笔，新的当红作家不断涌现。代与代之间差别比较明显，有些老前辈在作品中表现对人民革命光辉记忆的铸造，同时也隐隐地透露出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担忧。有些五十年代写作的作家，就是我这一代人，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对历史的超越，同时又传达出对历史走回头路的担忧。再往下一代人，更多的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物质化、科学化、市场化做出批评，追求进一步接轨的环境，自然、大地、公正、终极等。再更年轻一点的作家，对写作没有这么大的激情，游戏性更多点。..12

王蒙对当代文坛四代作家不同的创作心态、创作目的，进行了缜密的论析，分析了每一代作家关注问题的不同契机。他认为，老一辈作家由于亲历或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他们的小说特别关注“人民革命光辉记忆的铸造”，而对当下的价值取向无不担忧心虑。195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感兴趣的是作品对历史的穿越，顾虑的是历史走回头路。1980代年走上文坛的作家，希望在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实现当代文学与国际接轨，追求文学的终极关怀。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对文学的人文关怀没有激情，不表达沉重的苦难主题，更多是网络式的“游戏人生”。这些论点都是在熟读作品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所以王蒙纵览文坛的理论文章，也可说是对当代文学开出的有用、实用的良方。

三

王蒙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章尤以深厚的文学素养，分析文坛现象，评析新人新作，帮助崭露头角的作家走出创作困境。对于铁凝、王安忆、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张炜、张承志、史铁生、李杭育、刘索拉、徐星、残雪、王朔等著名作家，王蒙对他们的作品都有理性的鉴赏和审美评述。他以大家的身份、用激情的思维、从自我创作的经验和感觉来阅读文坛的新作，其评论的方式和策略，就算是当代文学的职业评论家也难以比肩。王蒙对先锋文学的提携不仅是在他主编的《人民文学》刊发青年作家的作品，还在于他们的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后，以名家的身份撰写文章进行评介。例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后，尽管受到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的好评，但也有许多评论家从各个层面对这部中篇小说进行了否定性的批评。对这样一部广受争议的作品，王蒙在文章中说：“刘索拉的小说在一九八五年出现是一个先锋的、并非偶然的现象。它的内容与形式都有一种不满足的、勇敢的探求的深长意味。”..13王蒙肯定《你别无选择》的先锋性，对其内容与形式的探索给予较高的评价，提醒评论家们否定刘索拉的小说，未必公正和明智。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坛出现后，有的作家和评论家对这个群体的特殊的文体不能接受，王蒙在文章里对这个流派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

没有先锋没有怪胎没有探索和实验就没有艺术空间从而也没有心灵空间的扩大。空间的扩大正是先锋艺术大获全胜的标志。而当这空间确实是扩大了的时候，当怪胎丰富了常规，从而使常规展延；新潮涌推了主流，从而使主流壮阔；先锋改变了观念，从而使观念活泛以后，正是先锋的胜利使先锋也就不再成其为先锋了。先锋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文学艺术的面貌了。..14

当有的论者认为先锋文学是“怪胎”时，王蒙就此展开了论述，在他看来，正是先锋文学的所谓“怪胎”的探索和实验，扩大了当代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同时也扩充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心灵空间，这正是先锋文学“大获全胜的标志”。王蒙认为，先锋文学的艺术探索丰富了文学的表达形式，改变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扩大了文学的多元化观念。作为文学新潮，先锋小说“涌推了主流”，使文学主潮更加波澜壮阔。当先锋不再是先锋时，先锋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王蒙及其主编的《人民文学》的大力支持，先锋文学恐怕不会这么快地得到中国文坛的认可，更不会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毫无疑问，“王蒙时代”的《人民文学》吹响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推动了当代文学百花盛开的多元局面。

作为一位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重要作家，王蒙的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说独步文坛。他从创作实践出发，把文学创作中的智慧结晶，通过理性思维的发散形诸理论，形成自己独创性的文学思想。他站在文学现场的高度，对具体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理论上的评述，为年轻作家撰写的评论文章更是具有一种建设性的、立竿见影的实效性。从这个意义说，王蒙的文学评论，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当代文学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王蒙的这一类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和推荐，如《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对当代新作的爱与知》《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铁凝的小说》《青春的推敲——读三篇青年写青年的小说》《作家——医生毕淑敏》《说韩小蕙的散文》《读孙毓霜的诗》《柴福善散文中的亲情与乡情》《王海的长篇小说》《读王锋的诗》《王朔的挑战》《陌生的陈染》等。其次是对单篇作品的评论，比较重要的有《读〈绿夜〉》《英雄悲壮的“知青纪念碑”——评〈今夜有暴风雪〉》《大地和青春的礼赞——读〈北方的河〉》《且说〈棋王〉》《读鸽哨》《〈牌坊〉的技巧》《〈黑森林〉读后漫笔》《读〈天堂里的对话〉》《读〈大浴女〉》等。第三是给作家的作品集作序，“王蒙序”的作品集很多，主要有陈建功、戴晴、海波、李杭育、刘索拉、张宇、何立伟、郭雪波、贺兴安、王丽萍等人。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和长辈，王蒙的文章不是板着脸孔教育年轻人，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循循善诱的、极具亲和力的语言，从不同的视角总结文坛新秀的艺术成就，给青年人打气，为他们的优秀作品鼓与呼。他的评论，给中国当代文坛的开放和包容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1982年3月完成的《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是王蒙较早评论年轻作家的文章。这篇评论对王安忆的1981年的《本次列车终点站》《墙基》《运河上》三篇小说进行了详细解读，认为“三篇小说是三次对于灵魂的冲击，于是心灵里的五味罐子被打翻了，喜、忧、哀、乐，百感交集”。..15文章高度评价王安忆文学创作的不俗表现，肯定了青年作家看待生活的坦诚而独特的眼光，并预见到王安忆的“下一站”将会进入更广阔的领域。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引起文坛关注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王蒙在文章中认真剖析了铁凝1984年以前的作品，既赞美她“香雪”式作品美好情致的追求和如诗如画的笔调，以及“红衬衫”的新的精神领域的开拓，也对《远城不陌生》《不动声色》等不尽如人意的小说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于出道不久的铁凝，王蒙是这样评价的：“铁凝确是更新的一代人，不但与刘心武、冯骥才不同，也与张抗抗、王安忆迥异。因此，即使写得相当笨拙生硬的《小路伸向果园》，当你坚持读完的时候你也由衷地感动。”..16这种感动就是铁凝的小说总是闪烁着“香雪”式的纯朴、善意、而又无限生动活泼的眼神。在王蒙看来，铁凝与其他作家的不同，就是因为“铁凝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书里的作家，你从书里可以处处感受到作者的脉搏、眼泪、微笑、祝祷和滴自心头的血。”..17张承志也是王蒙时刻关注的作家，在《读〈绿夜〉》中认为他的这篇将灵魂融于自然的小说，为文坛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是一个新的乐章，从内容到形式。”..18《北方的河》发表后，王蒙更是用热情洋溢的笔触赞美小说艺术的大胆探险，结构上的独具匠心，认为《北方的河》的出现“展示着一种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姿态、新的快乐和庄严、新的胸怀、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19王蒙就是这样，为优秀青年作家的出现而欢呼，为他们的力作问世而呐喊。阿城的《棋王》发表后，王蒙立刻写了评论文章，肯定了作品中人物、故事的独特性：“这篇小说突出了人是自己的主人、人不会仅仅是被历史的狂风吹来卷去的沙砾的思想，表现了一种新的强力。”..20在王蒙看来，王一生的形象发人深省，是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匡正和补充，是文坛“一种新的强力”的表达。“王朔现象”出现后，文学界对他调侃崇高的文笔有赞成也有反对，而且批判的文章居多，王蒙认为他的小说有玩世不恭的表露，有躲避庄严的意思，但又是任何人都不可回避的文学现象。王蒙在剖析了王朔的小说后，旗帜鲜明地说：“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21数十年如一日，王蒙以长者的宽容和开放的理论思维，主张创作手法的多样化，支持当代文学的新生力量。他的评论文章对刘索拉、徐星、残雪、林染等先锋作家，都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他们在艺术上开拓创新。王蒙对当代文坛弄潮儿们的关心，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价值理念，而是主张文坛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青年作家的探索。

结语

王蒙出版的文学评论著作主要有1983年版的《漫话小说创作》、1985年版的《王蒙谈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1987年版的《文学的诱惑》、1991年出版的《风格散记》、1992年版的《王蒙、王干对话录》、1998年版的《王蒙说》、2002年版的《感悟与献疑》、2003年版的《王蒙、郜元宝对话录》《接纳大千世界》《王蒙谈小说》等。此外，2014年出版的《欲读书结》也收录了部分评论文章。之所以列举了这么多，目的是证明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著名作家王蒙的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及学科的建立都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文学观念繁多，文学创作多样而又鱼龙混杂。王蒙以作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身体力行，践行宽容，倡扬“百花齐放”的文风，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