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之思：百年中国文学的另一种路径——1883—1980年江苏文学思潮与批评的素描

日期：2023-06-04 11:04

一

文学江苏源于物产丰润的地域文化和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江苏文学得时代风气之先，最早受近现代“西学东渐”影响，并且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源地和实践之所。

江苏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空间和文化特征。它地处中国的东南，既拥有大海、江河、湖泊最为密集的水域，又有苏北、苏中的江淮平原。一直向东奔流的长江之水，由江苏通州(今南通)、崇明岛汇入东海。江苏境内的淮河，由于下游的河床被黄河冲刷，改道向南流入长江，成为长江的支流之一。古老的大运河之贯通，最终也在江苏经多口汇流长江。长江作为天然的分界线，将江苏划分为南北两大地域板块，独具特色的“水文化”形成了江苏重要的特质，这是客观的自然山水和 “智者乐水”(孔子语)的情操性灵；是长江淮河和人工大运河至此南北相交汇通的景观，形成了江苏人兼容并包的文化基因，生养了宽厚包容、融通开放的人文品格。

地域的形成和分划有着自然天成，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江苏从不单是南北分置的区域概念，而是人类生活聚落的特殊形态。江苏人受其“水文化”滋养南北互补，多元共生。尤其伴随着历史的沧桑巨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近现代国门被外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南京条约》签订后被动地开放，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一是由枪炮裹挟的帝国资本经济文化的侵入。作为被“开放”的口岸，江苏广袤富饶的水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被迫激活了。自1843年江苏的上海县开埠之后，“中外通商系，昔以广州为首冲，今以上海为首冲”(吴馨等《上海县续志》卷1)。江苏经济、文化受外来资本列强的冲击和影响，最早形成了上海、苏州一体率先开现代都市空间的时代风气，并且确立了他们作为江苏传统中心城市的地位，也构成了现代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中心。自清末民初开端，20世纪江苏百年新文化新文学的大幕也徐徐拉开了……

江苏新文化新文学的序幕开启，自然缘起离不开近现代社会交替巨变中历史聚光的辐射。首先，列强欺辱、亡国危境激发民族奋起，民众觉醒，求自强自立。这就有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反对自身旧体的僵化，触及“制度”“思想”君主立宪的改良维新运动；寻求革命性手段，推翻封建旧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举措和行动。其次，江苏不仅顺应时代的大潮救亡图存，而且以上海、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区域成为全国革新的排头兵，尤其在此成长起来一批先觉的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参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

且不说，江苏最早就成为我国洋务运动的重要起源地。如1865年前后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在南京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在上海、南京建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各类民营工厂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近现代以来江苏开启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传播和实践之先河，为一场更为深层的文化思想革命推波助澜。废科举，兴学堂，办教育，“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1。经江苏之地和江苏人独辟蹊径地倡导多种革新举措，在全国的文化思想界也起了引领和示范作用。1883年左宗棠在南京设立金陵同文电学馆，曾国荃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1895年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赴南京，请张之洞在上海组织强学分会。康有为主张“学则强，群则强”2的群体观念，鼓动维新人士组织起来反叛朋党，率先在江苏得到回应和支持。1896年苏州人章钰、孔昭晋等成立了苏学会。1897年董康、赵元益等人在上海成立译书公会。1898年白话学会于无锡创立，主要成员有裘廷梁、顾述之、吴荫阶、汪赞卿、丁仲祜等，并且在无锡出版了中国第一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后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还有苏州出版的《吴郡白话报》等。1901年又有包天笑主编的《苏州白话报》于苏州创刊……

近现代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民众新文化新思想启蒙意识的开启，使百年江苏处于时代大潮的前列。在江苏迅疾展开的新式教育、新的社群观念、新的语言交流方式诸多新文化革新中，最耀眼最有灵气的是将新思想新观念转化为诗意表现的新文学。而文学中思潮理论批评的潮流，更加整体地统摄和引领了江苏文学的思想精神的魂灵。江苏百年文学思潮批评的流变和形态，既是近现代中国启蒙、白话、左翼、民族大众、工农兵、人民等文学思潮类型的一个地域标识，又是自由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诸种文学理论形态的特色案例。她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区域文学史的存在，在百年江苏文学思潮批评中，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精神特色，不断追求人的思想启蒙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自由的现代化进程；以江苏地域本真生活为基础，通过表情达意、叙事写人的语言艺术，特别在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形态两方面，彰显出江苏地域浓重色彩的“思想倾向”之组合，加入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思潮演变发展的交响乐团。“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画，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开篇言“思潮”与时代，与运动，与组织者的关联，厘清了一个原本比喻概念中必备的重要学术要素。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降，近现代中国文学开放思想、吸纳意识、贴近社会、感应时代、书写人生，本质上是一部现代中国人鲜活而凝重的多类型分册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史。她与现代作家文学观念主张及其原理的基本内容，文学批评的实践方式和文学创作的表现形态之互动关联，与社会政治生活、时代大潮相融通，助推了繁复多彩的聚合思想精英，传播时代精神，引领想象诗意人生的百年中国文学“思之潮”滚滚向前。

率先发生的现代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就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在危机中革新图新的强烈诉求，仅仅为维护既有体制和王朝修补式的“变法”,注定的失败催生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而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最先反映了知识分子这一思想渐变的痕迹。首倡“文言合一”主张，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强调“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为无民”。随后，梁启超又提出了诗歌新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然后其成为诗”。直接呼应了黄遵宪在1868年《杂感》中所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再之，又挑战中国小说的既有观念，1902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为此，清末发生的文界、诗界、小说界这三大文学革命，既成为后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革命的重要铺垫和预演，又积极配合了近代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迅速成长。此后，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在体制和思想互为因果的影响下，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深入质疑的姿态和传统的反省之思想倾向，在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更加突出地表现出启蒙理性和批判性价值观。尤其是更为声势浩大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引领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前行。从《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5期)的“八不主义”到《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6期)的“三大主义”,再到“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的理论主张和“为人生”5的文学观，新文学以其彻底的反叛旧文学，在语言文学及思想取向上形成了一个文学理论全新的完整系统和文学批评的场域。重要的是还在文学创作实践上鲜活地表现出积极的呼应。异军突起的五四新文学创作表面是婚姻爱情题材的单一，实则指向姿态多样化的“人”之内外。有郭沫若的《女神》于熊熊火光中的“凤凰涅槃”、气吞山河的“天狗”体现狂飙突进之时代精神；郁达夫的《沉沦》“他”自我写真的暴露和宣泄之本真人的觉醒；有鲁迅的《呐喊》《彷徨》等改造国民魂灵的深度的拷问；有叶圣陶的《隔膜》平民人生的冷静沉思；有许杰的《惨雾》《赌徒吉顺》等宗法制乡村的写实与批判……无不最直观最生动地展现了五四启蒙文学思潮的核心观念和精神内涵，即指向“人”的发现，诸如人的爱与婚姻、个性、自由、平等、和谐等融入现代文学主体的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认识论，以及全新的启蒙者彰显了历史主体的新的文化人格。

二

无可非议，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之发生，应该真正属于最先在危机中觉醒，在彻底的反传统、大胆的怀疑和批判中成长起来的跨世纪“五四”一代新型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离开了封闭的乡村，由南到北五湖四海地汇集京华，以北京大学为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策源地。在他们中间无论是五四文学革命发动者，还是地域因素结缘聚合的文学社群，乃至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支脉，都注意到了地处东南区域江苏新文学的发生。积极参与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有专属于江苏人与事所具有的重要位置。

第一，清末江苏区域开智合群最先引导新思潮的走向。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发端同步的江苏文学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江海湖泊汇通之水，最早滋养了新兴知识分子的生长发育。1902年蔡元培任总理，江苏武进人吴稚晖为学监，在原爱国学社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中国教育会；1907年由江苏人柳亚子与陈巢南(去病)、高天梅(旭)三人为主发起酝酿文人雅集的南社。前者参与其中的主要成员“或为学校师，或为编译员，或为新闻记者，或为学生”6,“都是上海及内地顶有名望的人，总共也聚了一百多人”7。这个群体总体而言未能超出改良的教育救国范围。1902年7月5日《选报》第21期《中国教育会章程》称：“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到1908年解体，中国教育会前后经历最初的组织开创期，爱国女学校、爱国学社建立的全盛期，《苏报》案后的恢复期，1905年前后的中兴期，最后以蔡元培离沪为结束标志。这个过程正是近代中国从维新立宪到民主革命的重要转折阶段。该会依靠文化教育凝聚民族，以新知识传播为己任，率先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将革命与教育结合起来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后者的“南社”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江苏人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与朝廷对立，追求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主要骨干都是早期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南社可谓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和宣传机构。后来鲁迅先生也说过：“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都是很革命的。”8有人还做过这样的统计，从1903年到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于当时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先进人士，后来大都加入过南社9。南社的诗社性质，虽也属文人士大夫志趣的自由合一、松散聚合而成的文学团体，但它不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诗酒风流，不是朝廷官员的政务之余，打发闲暇而结诗社，也不是士人为切磋诗艺而结社。南社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共有18次雅集，每年两次均在春秋季。雅集是南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最多一次近60人到会。活动地点主要在隶属江苏的苏州、上海等地。南社的大多数社员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他们既面对现实满怀强烈的爱国革命之志，又有充满理想的浪漫情趣。柳亚子自述：“我论诗不喜欢艰涩，主张风华典丽；做诗不耐苦吟，喜欢俯拾即是。”(《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在短时期中间神经兴奋，像火一般的狂热，甚么事情都高兴做，并且一天能写几千言的白话文和几十首的旧体诗”,“这是屡试而屡验的事情”(《南社纪略》)。如果统一在一个诗人身上，表现在一部作品之中，那么，南社社员绝大多数应该是“剑态箫心”。这个比喻最为形象，最能说明南社的文化人格。

江苏中国教育会和南社这两个社群团体，在清末众多的社团组织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一是虽为地方性群体，但无论规模还是思想文化理念的传播都远远超越了地域范围，成为近代中国推动社会整体性变革的重要文化代表，为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二是他们最先以区域性优势形成了新的群体观念和新的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的血缘、地缘纽带，显示出现代新型社会结构的孕育和滋生，展示了现代文化同人最初聚散的雏形。

第二，民初至五四时期江苏文学流派因地而生，开创中国俗文学的先河和首倡学术论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新旧文学此消彼长的传承。江苏东南区域的苏州城，东临海道，南界浙江，西靠太湖，北枕长江。有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江海之交，商贾云集，城镇市井之风兴盛，苏南多文人。辛亥革命前夕，就有江苏青浦人王钝根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创刊于上海，随后有该报“自由谈”汇刊发行了2期《自由杂志》,再续编辑的《游戏杂志》也是王纯根等1913年创刊。同期，吴江同里人范烟桥、徐平阶、张锡佩等在家乡创立同南社。程瞻庐、杨寿人成立苏州文学社团“吴声社”,并创社刊《吴声》。1914年王钝根、孙剑秋还在上海主编《礼拜六》周刊，中华图书馆出版，每逢星期六发行，故名《礼拜六》。松江人姚鹓雏编辑的《春声》月刊创刊于上海。常熟人徐枕亚先在《民权报》主过笔政，后来接着编辑《小说丛报》,1916年再主编《小说日报》。同时，他还写亦真亦幻的新体小说《玉梨魂》与续篇《雪鸿泪史》一度轰动社会。如前部“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三十万册”10。以上海、苏州、常熟、无锡等地文化人为主体，一时间办刊办报蔚然成风。除了上述报刊外，还有《妇女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小说季报》《游戏新报》《销魂语》《快活》等，这其中有影响的创办者、报刊作者又以江苏苏南人最多，如包天笑、周瘦鹃、江红蕉、徐卓呆、程小青、恽铁樵、平襟亚等等。他们无论办报刊还是创作，大都寓新兴的平民市井大众文化俗文学于黑幕、侦探、武侠、哀情、言情、休闲、游戏、滑稽之中。这便是五四新文学掀起后被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11的创作群体，创作多为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只蝴蝶，一双鸳鸯”,就产生了“鸳鸯蝴蝶式文学”,后有文学史命名为“鸳鸯蝴蝶派”。针对这期间各类报刊数量之密集，鲁迅所说的“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上海文艺之一瞥》)大概正是指1914至1915这两年的时间，而该流派发端的地域和作者最集中的原籍地，正是与江苏苏南的文化经济的活跃密切相关。随后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更大范围展开的思想文化变革，也成了近现代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以1915年上海群益书社发行的《新青年》(第一卷名称是《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认识论为先导。随后1918年有江苏人参与、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为主成立的“新潮社”,主办《新潮》月刊，发行“新潮丛书”注重思想革命，致力于唤醒民众，反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批判旧文学。而真正打出纯文学旗帜的，是1920年开始针对“鸳鸯蝴蝶派”重要阵地之一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之全面革新。该刊主编茅盾在1921年第12卷第1号“改革宣言”中声明：新刊“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的革进之方法”。吸纳西域文化文学，立足全面反传统、价值重估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其突出的革命、进步的现代性思想话语引导了历史前行。几乎就是与新文学发生的同时，在江苏区域的南京东南大学一批以教师为中坚的“学衡”群体，同样本着对西域文化的接受，但其思想观念和学术精神却主张“信古”,反对“疑古”,坚持文化传统的守成，予以文学革命激进的制衡。先是“学衡”群体主将之一的胡先骕1919年初就有《中国文学改良论》长文发表于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此文接着就被当时影响甚大的《东方杂志》全文转载。还有柳诒徵1921年的《论近代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等文章，形成了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新文学倡导者完全相反观点的互动论辩。1922年1月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主要核心人物，并联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刘伯明、郭斌龢、张其昀等学者在南京创办以文言为主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学衡》月刊，其“简章”标举刊物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与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及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论写实小说之流弊》等在《学衡》上连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相配合，又与这时期活跃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生主办的《史地学报》《文哲学报》等思想观念趋同的刊物协同相伴，旗帜鲜明地保护传统文化，猛烈批评“文学革命”,造成了与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之间的对立之势。为此，“学衡派”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主流群体的有力反击和批判。鲁迅就有名文《估〈学衡〉》可窥见一斑。

综合而言，五四前后，上述“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两大松散的文化社群，虽然发生于江苏地域但影响却是全国范围的，他们建构了五四新文学完整的历史面貌。这两个江苏区域内偏重文化色彩的流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位置，即这两个地域鲜明的社群流派对全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巨大辐射：一个是最早表现了以现代平民生活的自由休闲状态，对现实社会黑暗的暴露，对家庭专制的不满和婚姻不自由的批判，以大众俗文学还原了近现代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鲜活的生命形态。另一个是最先表现出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开阔视野，既固守厚重坚实的文化传统根基，又以西学的学术理性再造古典主义精神，独树一帜于中国式反激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锋。

第三，江苏籍作家积极参与，多元发声，引领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各项改革进程，活跃并充实了新文学最早的批评场。1917年1月、2月，胡适、陈独秀两位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时，首当其冲呼应的正是江苏作家刘半农(江阴人),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3期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开篇：“文学改良之一议，既有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不佞学识谫陋，固亦为立志研究文学之一人。除于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文学种种弊端，绝端表示统一外，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拉杂书之，草为此文”。其文特别详细地界述“文学”诗歌戏曲、小说杂文、散文韵文，及文学作品的形式等概念，从理论上系统探讨文学改革之意见。刘半农不仅撰文观点鲜明地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而且假借记者身份不遗余力地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广泛传播造势。这便是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下，有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为旧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而后由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复信，逐一批驳“王敬轩”之言论。这被后来的文学史称为一出“双簧戏”,构成了当时新旧文学论争的重要事件。它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也代表了新文学阵营坚定的战斗姿态。1921年新文学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中江苏籍作家有叶圣陶(吴县人)、瞿世英(常州人)、郭绍虞(苏州人)、耿济之(上海人)四人，这里还不包括江苏籍作家瞿秋白在该团体酝酿成立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力。叶圣陶不单是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新潮社”两个著名新文学团体的中坚，同时，他与瞿世英也是新文学初期文学批评、创作问题讨论的重要建设者。比如从文学与哲学的关联上阐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我们既然承认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批评。那么文学的本质便是人生。所以我说的文学的本质应当是哲学”12。又如倡导新文学创作家“现时非常急需和重要的”,“是写出家庭的惨状，社会的悲剧和兵乱的灾难，而表示反抗的意思”13。再如对新文学的“民众”观的理解：强调“民众文学里有一个特色，是‘乡土风’”,“民众文学当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旧有读物戏剧等底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使民众底感情潜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14。瞿世英、叶圣陶关于文学与哲学的相通，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关联；叶圣陶、朱自清等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进行理论阐释、批评引导。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仁茅盾、郑振铎、许地山、俞平伯等参与这些问题讨论的观点形成了影响巨大的互动对话场域，对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更是活跃初期新文学文坛的批评，给予面向现实的创作者方向性的指导。除了在上述两大社团中文学观点具有重要影响力外，江苏籍作家还有新文学运动初期关于“整理国故”“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讨论，他们的发言观点鲜明而有针对性，成为论争一方的代表。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胡适在“宣言”中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三大整理国故的主张。同时期，《小说月报》也开展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顾颉刚(吴县人)撰文《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1923年第1期),认为倡导整理国故是“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其实，他们不过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他明确的态度是“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其鲜明的态度与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的论争意见共同构成了五四之后对思想文化的启蒙、中国社会的走向乃至知识分子队伍结构的一次理性思考，推进了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自身的内涵建设和深入发展。五四时期的文坛状况，江苏籍作家多向度的文学创作批评也值得关注。新文学初期刘半农、叶圣陶、刘延陵(泰兴人)、宗白华(常熟人)、陈西滢(无锡人)、张闻天(南汇人)、朱自清等作家，既是早期白话新诗、散文杂感随笔小品文、小说等创作实践的主力，又同时活跃于文坛各类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多领域。比如文学研究会下设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杂文五个组“读书会”15均有江苏籍作家。他们为初创建设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由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交替，最先发端的启蒙主义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向历史前台，经历了人之子的觉醒，自由的呼唤，自我的独立，人生的困境，以及五四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落潮的全过程。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人的解放向更为开阔、广大的社会的解放，新兴无产阶级的崛起转变。现代化进程中，五四新文学观的人的文学向外以客观“写实”为中心的阶级革命的现实主义，向内以主观“体验”为目标的浪漫自由的现代主义，构成文学思潮的两级并驾齐驱演进路向。而新文学这一整体变动的风向标，以作家人与事为中心的地域版图调整也是明显的。从思想文化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走向革命大众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大体是由北向南的潮汐涌动。20世纪20年代文学革命策源地是北京，1930年代前后革命文学中心为上海。就区域性作家流向看，前者的江苏先觉知识群体和作家们大都通过北上探寻新知识新思想，后者的作家多在直面现实立足本地或南下初期现代都市圈形成新文化新政治的强辐射。为此，20世纪30年代前后江苏自然地域山水、经济优势与整体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的迅疾转变之融合，又一次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演变中呈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其一，20世纪初叶，在现代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和革命文学运动发生的过程中，江苏作家从早期革命文艺的倡导到左翼文学思潮的酝酿，尤其注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基本要素的厘清辨析和其本体的建设，及正确方向的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1921年前后。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党后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艺的倡导，他们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中国青年》及《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关于革命文艺的一系列建议与主张；1925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工人运动，中国社会革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觉倡导，也受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从日本和苏俄留学回国的两批革命知识分子之中积极传播。现代中国文学史记载，这个时期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两大文学团体，在中国最先开始倡导革命文学，并且他们与五四以来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作家在主张上的分歧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随之有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运动和文学思潮的大规模展开。应该强调的是，在这批早期共产党人中两位江苏籍作家张闻天和恽代英(武进人)身上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他们较早关注社会政治变革与文艺的关联，在中国革命文艺初期建设中极具代表性。他们两人都是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最大的外围文化社团组织“少年中国会”南京分会的主要成员。张闻天1919年的《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1922年的《中国底乱源及解决》、恽代英1923年的《八股?》、1924年的《文学与革命(通讯)》等文章， 集中表达了新文学建设与社会变革与政治革命等密切关联的思想主张，与同期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文章，无疑已经成为今天研究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的重要文献。当然，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酝酿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贡献最大的江苏籍作家，是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他不仅最早以记者身份前往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写下带有纪实和自叙色彩融合的早期革命文学作品《赤都心史》《俄乡纪程》,而且积极践行苏俄的社会科学、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建设中，瞿秋白不是简单以党派对立思维来倡导和宣传左翼革命文学，而是一开始就针对无产阶级的大众本质和左翼文学的核心命题大众语、大众化的阐述和讨论。他先后用史铁儿、宋阳等笔名写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经》《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长文，从理论上深入辨析和探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问题，提出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具体路径。除瞿秋白外，对现代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和革命文学建设积极发声的党员作家，就要数江苏宜兴人潘氏的梓年和汉年堂兄弟了。他们作为党在文化战线的卓越战士，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革命文学倡导和左翼文学运动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1928年前后，在革命文学争论中，针对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甚至鲁迅等人在谈论革命文学时都有一定情绪化，潘梓年侧重强调讨论问题的方法“不能以作者做对象”,“不能捉住无关宏旨的枝节做发挥的题材”,“对于问题都应该积极地努力于出路的求得，不要横生无谓的枝节；应该只讨论问题的本身的性质和其解决的途径而不顾其他的一切”16。从方法论上引导现时革命文学论争的双方应该有深入问题本质的正确路径。同样，党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给予正确的方向指导。革命文学论争结束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7刚刚成立，潘汉年就在《拓荒者》1930年第3期发表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和任务》,将“左联”现阶段的工作任务和思想定位概括为具体的四项内容，并且进一步阐释了“左联”团体适时而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篇文章与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以及后来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起成了“左联”成立后行动的指南和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原属江苏的上海成为20世纪30年代新兴无产阶级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中心地，一批江苏籍革命作家也自觉担当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领航人。

其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党派的斗争和民族抗战的爆发，形成了国民政府统治区、共产党解放区，以及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不断变动的政治格局。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江苏的文学思潮和批评一方面江南文化传统和城乡都市现代交汇碰撞的进程态势构成了地域性文化文学思潮演变总体主流支流的交织发展；另一方面江苏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区域特殊政治文化氛围形成的新与旧、左翼与右翼文化知识群体共生共存，文学派别民主自由、民族大众的自觉追求和互补建构，表现出非常态化历史时段现代文坛的多元发展。

首先，主流左翼文学思潮中江苏革命作家突出新文学与时代社会、与现实大众的密切联系，强调文学贴近底层生活的苦难写实，书写无产阶级反抗斗争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这不无顺势中国社会历史和新文学本体发展的必然，但是区域性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学自身规律的特殊性，使得江苏作家群体整体的文化文学思想，因时因地又都表现出文学讨论和碰撞较为复杂的样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如此多的不同文学文化的流派群体，彼此间围绕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发生过较多的文学问题的论争，区域文化文学视角重新关照这些文学史上曾经发生的激烈争论，江苏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30年代初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最突出的现象是多元文学观念的论争。诸如追踪时代步履而生成的左翼文学革命团体，更倾向于政治功能和现实人生的文学反映。同期文坛也有作家认为文学除阶级性外，不乏普遍的人性；有作家也明确表明文学独立、文学自由立场；还有关于文学语言“大众语文”的讨论等。在这些文学论争中江苏籍作家参与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发生于左翼文学团体内外的一场“文艺自由”的论辩。1932年，《现代》第1卷第6期发表了瞿秋白化名“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与苏汶(江苏人)化名“杜衡”的《“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易嘉先生》的两篇文章，瞿秋白是针对作家胡秋原1931年在《文化评论》发表文章自称为文学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不满左翼右翼的政治文学对垒，强调自由主义的文学独立。后文的姿态十分明显，既是认同呼应胡秋原的观点，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不意味着“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又是对瞿秋白指出他们“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群众而自由”的反批评。在论争中，同籍地域作家间不只是文学观点如此尖锐对立，也有立意高远的思想阐释。同时期，江苏籍作家张闻天以“科德”化名在党内秘密发行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针对左翼文学批评中某些“左”的倾向，明确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18。作者冷静而辩证地分析了文学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的关系，维护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江苏作家全方位地参与这场“文艺自由”问题的讨论，既有论争双方表达不同文学观点，又有开阔的视野正确把握文学理论的导向和文学批评的策略。尤其是张闻天较早地提出在文艺界执行革命的统一战线，指导文艺论争向着正确方向展开，推进左翼文艺运动从狭窄、秘密状态走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这对左翼革命文学的生成，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重新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30年代上述诸多文学论争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重要事件(或现象),鲁迅、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钱杏邨、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等众多作家涉足论争圈，三位江苏籍代表作家并非有意识的地域群体进入文学争论的场域，却以敏锐的观察、活跃的思想、积极的姿态，对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进行思考，既充分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意见，又有全局观的策略和对文学本体的尊重。他们在这一论争中不可缺失，成为江苏现代作家理论批评一次集体无意识的行动，也为现代文学史作家思想碰撞留下了鲜明区域特色的印痕。

其次，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江苏作家文学思想观念的明确取向，文学思潮的引领，文学批评的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战乱现场感。在交错复杂的党派政治之下，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锋对垒的状态。无论是置身本地，还是流离他乡，江苏籍作家都自觉地追踪历史前进的步履，捍卫主流时代精神，表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自由思想。比如抗战爆发以后，文学观念空前统一，为抗战服务，昂扬激越的爱国主义主题与文学样式的小型化与通俗化相互映衬。江苏作家蒋锡金(宜兴人)在刚刚创刊的《战地》发表《朗诵的诗和诗的朗诵》,就是在积极倡导服务抗战的新型的为大众喜欢的文学形式。还有抗战初期和战时相持阶段，团结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抗敌的民族统一战线，文学文艺界先后发生的关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关于暴露和讽刺及关于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论争和关于“战国策派”的讨论等，也都有江苏籍或于江苏工作的作家积极发声。陈白尘(淮阴人)的《地瓜与抗战》《新“抗战无关论”》,张天翼(南京人)的《论“无关”抗战题材》《关于〈华威先生〉赴日——作者的意见》,潘梓年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朱自清的《抗战与诗》,陈铨(南京大学教授)的《文学批评的新动向》等。这些文章的标题大体上已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参与论争问题的鲜明立场和基本倾向了。他们在讨论或论争中以积极的观点、寻求文学的规律、承传历史的精神为其出发点，在相互碰撞中推动了文学观念与时代精神的合拍和统一。这阶段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对于生活在战争特殊环境中的每一个体来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常态。地域空间江苏文学批评家置身战争氛围，使得他们固守家园或流落他乡。他们面对时代主潮既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同声共振，又有不乏立足本土区域和文化传统，及自我独立思想的坚守。同期，江苏区域党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社团，高校文人的现代主义诗派，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文艺通俗化的大众文学宣传协会和相关报刊阵地，都出现于战时状态下的江苏独特的空间内，其中文学与政治对立交叉、多元共生的复杂样貌尤为突出。比如国民政府、汪伪政府下的各色知识分子聚结的“文艺协会”和“作家联谊会”,以及高校教师雅集各种诗社和创办诗刊物，如龚冰庐(崇明人)编辑的《作家》月刊于南京创刊，即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会刊。孙望(张家港人)、汪铭竹(南京人)、林咏泉等于南京发起成立诗星火社，并创办当时南京唯一的纯诗刊《诗星火》等。而在苏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苏北文化协会”于盐城成立，钱俊瑞(无锡人)、许幸之(扬州人)、夏征农等25人为第一届理事，协会发表“宣言”“工作纲领”,编辑出版通俗文化读物。仅盐城一地就创办了《江淮文化》《真理》《先锋杂志》《盐阜报》《新华报》多种报刊。

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而之前4月的南京解放是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最重要的标志和节点。江苏较早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形态，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7月，江苏籍作家陈白尘、陈瘦竹(无锡人)等多人在北平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周恩来(淮安人)做大会政治报告；接着，11月南京市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出南京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高邮人)为主席，同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也宣告成立。在新的政治空间下，当代江苏文学开始了1950年—1978年第一个历史阶段。仅就文艺文学组织的建制看，江苏自觉地遵循着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9之传统。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他们与全国步调一致，始终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政治高度统一的方向发展，又继续努力落实新的人民的文艺路线方针，并积极建设和确定新的国家体制下文学的规范与秩序。1950—1978年的中国以重大事件、各类运动和重要相关政策为标志的社会政治变动图示也鲜明地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文学规范和秩序的内部结构和文学进程。19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 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简称“双百”方针；1958年，与“新民歌运动”相呼应，又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向；1960年代国家经历了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及随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期间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对文学典型、创作题材等做出规范；1970年代“文革”中的国家政治灾难与文学灾难始终纠缠一体，文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被推到了极端，直至打倒“四人帮”,才进入一个文学的新时期。

无疑，在统一的政治方向下，1950—1978年间的江苏文学总体面貌、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倾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作家群体组织化，文学阵地规范化， 1956年江苏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成立，并将原《江苏文艺》改为《雨花》文学杂志创刊，成为这个时期江苏文学界唯一的省级刊物。最重要的是，江苏文学理论批评与上述全国文学方向、方针政策的直接呼应，成为建构、实施江苏文学规范和秩序的排头兵，积极引导着区域文学政治思想主导的历史进程。比如，随便检索江苏文学理论批评家1950—1978年间发表的文章篇目：陈白尘的《艺术·政策·真理》(1950年)、臧云远的《整顿文艺战线，改进文艺教学》(1952年)、徐中玉的《论文学的人民性》(1956年)、王世德的《对生活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概括》(1957年)、陈白尘的《话剧运动需要领导》(1957年)、吴调公的《论文学的真实性和党性》(1958年)、杭天成的《夸张和浪漫主义》(1959年)、包忠文等的《试论研究典型形象的原则和方法》(1963年)、叶子铭的《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文艺创作问题随感》(1975年)、董健的《简论文艺创作和真人真事——驳“四人帮”的所谓“反对写真人真事”》(1977年)、狄其骢的《关于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一个被“四人帮”搞乱的问题》(1978年)等。这些篇什大都发表于《雨花》或《新华日报》,或《文艺报》《文汇报》《文史哲》等重要报刊上，就其文章的标题足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江苏理论批评家理论批评的取向和文学思想观念，与全国文学界整体的理论导向、思想方针和文学政策，乃至配合文学运动的开展、时间的节点都保持完全一致。

当然，江苏一域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并非没有内部空间的裂变。作家与文学批评家独立的主体意识，也积极渗透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想象和规划之中，努力表现出江苏区域文学自己的思想主题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个性化。如“双百”方针的提出，既激发了文艺文学界思想与创作的自由发展的自觉，又推进了更大规模的文学规范和秩序建构理论批判的自觉。一次聚会中，江苏作家叶至诚、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梅汝恺(阜宁人)、陈椿年等商量创办同人刊物，拟成立“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因为“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认为它们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一些文艺杂志，虽然也明确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这种拼盘杂凑的杂志内容虽然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反映了编辑部战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艺术思想的混乱。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20。但是，原意“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求人生的道路”的“探求者”尚未面世，提出动议的作家群体便遭到了批判。这一度成为江苏影响全国的重大文学事件，“事件”的本质在于江苏“探索者”群体以文学家独立的思考和个体写作的方式，试图对当代生活做出自己的回答，试图在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贴近现实，揭示生活矛盾，书写人情人性，还原生活的某些曲折或历史的某些碎片。同期，江苏作家将其独立思想主张和创作个性付诸“探求”实践的具体成果有陆文夫的《荣誉》《小巷深处》,高晓声的《不幸》,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家钱谷融发表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当时为苏南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艺术剧院的编剧杨履方创作话剧剧本《布谷鸟又叫了》,等等。这是江苏作家在“百花时代”非主流文学边缘的行走。她们作为历史“事件”的存在，恰恰是江苏作家别样的自我探索，表现出创作实践的推进和理论建构的深入。江苏“探求者”积极进取的创作意识，及其文学“人学”本质特性的坚守与捍卫，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作家的开阔的理论批评视野、深邃的思想睿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江苏文坛同人间本不满于创作倾向过度强调一致，本无意于“探求”与“干预生活”“第四种剧本”“文学的人性”等暗含着什么纠缠，但诚如当事人陆文夫发表在《收获》1999年第5期的《又送高晓声》回忆，他们的文学“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随后，此起彼伏或有组织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或自发的或不无违心的批评，在江苏文学界内外展开。由此，江苏“探求者”事件，既为现时全国新的政治空间文学规范化和秩序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又是特殊时期江苏文学思想、理论批评的整体划一，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演练。随后，1975年1月，当《雨花》以《江苏文艺》刊名复刊时，立即以“要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题，开辟“工农兵论坛”。这一刊物栏目设置的背后，正是对1950年以来国家体制下，文学自然而本能的政治回应，只不过“文革”时期江苏区域文学这种认同和积极姿态，显得更加极端化罢了。尽管1950—1979年间，除了汪曾祺、陈白尘、高晓声、陆文夫等作家的另类创作外，江苏文学中也不乏有钱谷融、徐中玉、狄其骢、吴奔星、范伯群、包忠文、董健等一大批理论批评家，敢于畅言自己文学思想独立的思考，坚守学术研究的求真立场，表达文学批评和而不同的观点。如吴奔星针对《雨花》发表的短篇小说《死亡》的批评，既肯定作者“企图以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作为作品情节的基础，有主题思想和创作动机的积极性，又十分尖锐地指出：“从来没有一篇作品只是因为动机的善良和思想的积极而流传下来和流传下去的。作品的艺术生命决定于它表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和冲突，怎样表现看那些矛盾和冲突”21。这里难能可贵的是，针对一部刚刚发表的作品评论，批评家极其敏锐的文学现场感，有文本阅读的真切感悟，又有深刻的理性发现。吴奔星大胆地指出，作者取自然主义的创作态度，缺乏对生活矛盾和冲突的提炼和深加工，作品的艺术性受到削弱。此例，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特殊时代，江苏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在艰难前行。他们是微弱的“涟漪”和细小的“浪花”,也很难说是有幸还是不幸，却都将成为江苏文坛独特的现象，永远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1883—1980,匆匆一瞥。我们试图勾勒出一个同期江苏文学中理论批评的流变和粗线条的轮廓。江苏文学理论批评虽不过是整体区域文学史的一个门类和分支，但其本质最集中地代表了区域文学整体的精神风貌。她凸显个体作家最为活跃的思想观念、主张，汇聚不同阶段性的文学整体思想潮流，又呈现出有组织的或松散的文学群体形态。“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史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江苏厚重而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殷实的经济基础，为区域文学提供了丰润的文化底蕴。近百年江苏文学思想的凝聚和传播，镌刻了鲜明的地域印记。江苏地域在中华文明的长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通、碰撞下，有古六朝时代中国南方的中心，富庶吴越之地培育着活跃的经济；在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期，民国建都于金陵，新中国以跨越长江为标志，开启了新的篇章。受惠于此的文化积淀和传承，江苏持续呈现出政治、文化、教育与经济不断互动发展的活力，使得近现代江苏文学最早高扬新民“群”的意识和现代“人学”理念，乃至文学与人生、普罗大众、人民的理论思想得开风气之先。

为此，梳理区域文学的江苏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批评，旨在由近百年江苏区域文学理论批评完整叙述和个案呈现，从素描鲜活的区域文学想象、独特思想的展示和交锋中，激发我们深入文学史茂密森林的无限兴趣；从文学与历史、社会生活密切联系中，透视出地域文化丰富内涵滋养的文学精神和思想的启迪。

一是，百年中国文学与政治不可回避的纠缠，江苏以独特的文学团体和个体精英作家，丰满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群体雕像。且不说清末民初便形成了规模较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团体南社，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左翼文学运动中也有一批江苏籍作家自觉倡导和践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瞿秋白、张闻天、恽代英、潘汉年、张天翼等左翼革命文学的中坚批评家，最早奉献了革命文学的思想资源，成为影响现代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主潮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二是，近现代苏南富裕的经济和汇通江海口岸的地理，最早催生了现代中国都市的生长和市民文学及最具特色的俗文化。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应时应地飞出了一支活脱而灵动的“鸳鸯蝴蝶”文学流派，正是近现代江苏文学思潮史中明亮而耀眼的一页。他们将娱乐、言情、社会、侦探、武侠及宫闱融入市井生活之中，借助刚刚兴起的纸媒报刊平台广泛传播于民间。江苏不仅开启了现代中国通俗文学的先河，也最早倡导了新与旧、雅与俗“两翼双飞”的现代大文学史观。

三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学运动，江苏文学理论批评家阵营强盛，英才迭出，聚焦于文学本体，批评话语多元建构。置身于区域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学场域的江苏作家，整体重在以人为本，自由、人道为核心，由此反思一切文学思想。在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诸类文学思潮的交叉与变异中，都难以抹去顾颉刚、叶圣陶、刘半农、朱自清、洪深、苏汶、陈西滢、钱谷融、钱锺书等一大批江苏文学批评家的激扬文字，他们不只是一支文学批评队伍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激活了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的生命活力。

四是，自废科举兴教育以来，江苏南京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东南大学的师生游走于中与西、新与旧文化之间，以守成姿态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影响极大的校园学派“学衡”;还有平民女子学校、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学府汇集文化思想精英，即时传播左翼革命文学，厚生“树人”教育理念，坚守学术独立，自由对话，营造文学批评新的文化场，自成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一脉，引领新文学多元思想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