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文学为中国古代文学高峰说

日期：2023-05-26 11:14

数年前，廖可斌先生发表了《万历为文学盛世说》，认为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文学现象空前丰富，拥有代表性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作品，在文体和文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文学总体形态的演进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因而万历年间不仅是明代文学的盛世，也堪称整个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1)1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于一朝一代的文学，而是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则开始于明万历年间的文学盛世，并不仅仅限于晚明万历年间，而是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晚明万历年间一直至清初康熙年间。因此，晚明万历年间，并不是一个文学盛世的全部，而是一个文学盛世的开端。在这个文学盛世里，不仅有着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繁盛的文学局面，而且有着众多的文学大家和传世作品，因此，笔者认为，从晚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至清初康熙年间的这一较长时段的文学盛世，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一说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一般人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或者想到“三元”“三关”之说。诚然，从单一的文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诗的创作高峰在唐代，词的高峰在宋代，曲的高峰在元代，而小说的创作高峰在明清时期；而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无论是陈衍所说的“三元”还是沈曾植所说的“三关”，也确实是古典诗歌创作上的几个高峰或转折时期。而判断一个时期的文学是不是文学高峰时期，我想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否有着繁盛的文学局面；二、是否有着众多的文学大家和传世作品。晚明清初这一时段的文学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后一个高峰。而这个文学高峰，是一个复合了多种文学样式、有着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有着众多的杰出作家和传世作品的文学高峰。

一、晚明清初文学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学高峰

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更由于“五四”以来对戏曲、小说这些原来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的重视和提倡，在一般的文学史的叙述中，戏曲、小说被当作元明清时期的主流文学，而元曲与明清小说则又被视作这两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30年间对明清诗文的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清代是传统文学的全面复兴时期这样的认识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作为传统文学的诗文词的全面复兴，也正是从晚明时期开始的，这一点则也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知。晚明清初时期，不仅是戏曲、小说创作的高峰，而且也是传统诗文创作、文学理论和批评极其繁盛的时期。

戏曲和小说确实是明清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不过它们的创作高峰是在晚明清初时期。以北曲为主的杂剧在元末明初逐渐衰落之后，宋元以来长期流行于南方的南戏在明代逐渐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期主要的戏曲形式。而传奇在明代中叶最终定型，南戏“四大声腔”中的昆山腔经过改造之后，在晚明成为最流行的声腔。晚明万历年间，传奇创作出现了繁盛的局面，一直持续至清初康熙年间。在这个以传奇创作为主要形式的戏曲高峰期，不仅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戏曲作家和作品，而且戏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古代戏曲“四大名剧”中的后三部均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汤显祖、洪升、孔尚任这样的戏曲创作大家，还产生了沈璟、李渔这样的戏曲理论大家，而且戏曲创作形成流派也是在这一时期，戏曲史上的“吴江派”“苏州派”以及在是否成派方面存在争议的“临川派”，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晚明清初这一以传奇为主体的戏曲创作，与元代前中期的杂剧创作，在戏曲史上堪称双峰并峙的两大高峰时期。

小说的情况则稍微复杂一些。明清小说方面成就最高的无疑是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虽然明代“四大奇书”中的前三部都产生于在晚明之前，但它们所开创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神魔小说这些类型的小说创作，以及这三种小说的续书，都在晚明清初这一时段里盛极一时。而“四大奇书”中成就最高的《金瓶梅》则产生于晚明时期，尽管它是不是文人独创的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还存在着争议，但它的出现，在小说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所开创的世情小说，成为后世长篇小说中最主要的小说类型，不仅影响了《醒世姻缘传》这样的清初小说的创作，而且《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两部产生于清中叶的著名小说也深受它的影响。被称为“拟话本”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高峰无疑是在晚明至清初时期，从晚明的“三言”“二拍”到清初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层出不穷。相对于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的创作在晚明时期没有多少亮点，但在清初，则出现了《聊斋志异》这样用传奇手法写志怪的著名小说，将文言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峰。虽然作为古典小说创作最高峰的《红楼梦》的出现是在清中叶，但综合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晚明清初无疑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学史观念里，明清时期是传统诗文创作衰落的时期，而明代的状况尤为不堪，除了明初少数作家的作品和晚明小品文创作，几乎没有什么实绩和亮点，而清代则稍好些，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实际上，清代传统诗文的全面复兴并不是到了清代才突然出现的，而是从晚明万历年间开始的。清初传统诗文创作繁盛的状况，是晚明以来复兴局面的延续和发展。从晚明万历年间至清初康熙前中期，这一繁盛局面持续了上百年之久。

明代的诗文创作，前期为“台阁体”所笼罩，中期则处于复古与反复古的争斗中，总的来说，创作业绩并不算太高。在经过嘉靖、隆庆的渐兴之后，到了晚明万历年间，则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时期的第二次文学复古运动已到了后期，在复古派阵营内部其实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复古运动的追随者们对“复古”的理解并不全同，因此他们的理论主张其实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他们的创作中也是有着许多新的东西的，就是主持文坛20余年的王世贞，他的诗文理论也有着不小的转变，而他的诗文创作也是有着极丰富的内容的。(1)2这时期公安派崛起，随后竟陵派出现，他们的诗文创作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复古派的面貌，在晚明诗文创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时期的诗文大家还有徐渭和汤显祖，只是在后世的文学史中，他们是以戏曲家的面目出现的。当然，晚明时期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为“五四”以来的作家和文学史家所肯定所赞赏的，是小品文创作。晚明时所形成的小品文创作风气，在清初仍然很盛，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以后。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至清初顺治年间，诗文创作的风气与万历年间相比，有着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明清易代的社会剧变，使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不过这时期的诗坛大家，无论是抗清而死的陈子龙，还是清初主持诗坛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他们都生于明代，而在晚明至明末已经负有盛名。陈子龙的文学主张明显带有复古派的影响(2)3；而钱谦益早年受归有光和嘉定三先生的影响很深，与汤显祖有较多的交往，后来又与“公安派”中的袁中道关系密切，他的反复古主义的思想来自他们的影响(3)4；而吴伟业则融合了复古派、公安派等的主张和创作(4)5。这时期的遗民诗人群体也都是由明入清的人物。稍后主持康熙诗坛的王士禛，以及与王士禛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有着“南施北宋”之称的施闰章和宋琬，还有清初的三大古文家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也都是由明入清的人物，他们的创作均开始于明末，所以很难将他们在清初的创作与晚明以来所形成的创作观念截然分开。晚明清初的诗文创作，由万历年间，经由天启、崇祯至顺治年间的易代之际，至康熙前中期，前后相继，代际之间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又有着较多的交叠融合，共同构成了诗文创作的繁盛局面。

传统诗文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散文外，还包括了词、辞赋和骈文等文学样式。这些文学样式也是在晚明或明末出现了复兴，而在清初形成了兴盛的局面，几乎与诗歌、散文的发展同步或稍后。就词而言，长期以来“明词中衰”的说法曾经很流行，严重地影响了对明词的认知和研究。如果说明词的创作曾经有过一个沉寂中衰的时期，则大致符合实际；如果说整个明代都是词的中衰时期，则是一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误判。实际上，自弘治、正德年间开始，明词逐渐走出沉寂的境地，逐渐走向复苏。而自万历中后期至崇祯年间，明词创作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明代有近三分之二的词人主要活动于这一时期，三分之二以上的词作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词作名家有王世贞、俞彦、唐世济、茅维、梁云构、施绍莘、曹元方、王屋、卓人月、陈子龙等等。不仅词人众多，而且还产生了像易震吉、王翃这样专力于词的词人。沈松勤先生认为：“自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近一个世纪里，数量众多的词人跨越明清两代，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崛起，前后呼应，传承有序”，“谱写了词的中兴的历史。”(1)6关于辞赋，马积高先生认为明末清初是赋的繁兴期，“诗、文如此，赋也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元以后诗文发展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赋的繁兴的时期。吴应箕、夏完淳、黄宗羲、王夫之是这时在辞赋创作上成就较大的作者，此外陈子龙、黄淳耀、傅占衡、朱鹤龄、尤侗等，也有值得注意的作品流传。”(2)7清代骈文最兴盛时期是在清中叶的乾嘉时期，但清代骈文的复兴是从晚明清初开始的。晚明时期四六文写作的流行，六朝作家文集的整理和出版，复社、几社文士对《文选》的规模，造成了明末清初文坛的“六朝转向”，明末陈子龙、清初陈维崧、毛先舒、毛奇龄、吴绮等骈文名家的创作，对骈文在清代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3)8

晚明清初也是文学理论和批评极其繁盛的一个时期。在诗文理论方面，晚明的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均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主张，晚明时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等，都对当时的诗文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等诗学著作，不仅在诗学批评方面，而且在整个古代文艺理论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在戏曲、小说批评方面，以评点的方式对戏曲、小说的传世之作进行批评，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在晚明清初则成为最盛行的批评方式，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批评家，如托名李卓吾的叶昼对《三国》《水浒》《琵琶记》《西厢记》的批评、沈际飞对“玉茗堂四梦”的批评、金圣叹对《西厢记》和《水浒传》的批评、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批评等，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时期还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戏曲学著作，如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演习部）等，在戏曲史和戏曲理论批评史上都是很重要的著作。

综上所述，晚明清初时期是小说、戏曲、诗文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全面复兴、兴盛时期（虽然个别文学样式比如骈文的最兴盛时期要稍微滞后一些）。文学史上很难找出这样一个时期，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及文学理论与批评几乎在同一时段里出现繁盛的局面，而且持续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也很难找出在同一个时段里，在各体文学方面，都涌现出了那么多的文学大家和传世作品。光是戏曲家徐渭、汤显祖、洪升和孔尚任，小说作品《金瓶梅》《聊斋志异》和“三言”“二拍”，诗（词）文作家王世贞、袁宏道、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文学理论家李渔、叶燮，这样一些人物和作品的成就，已足够媲美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高峰时期所产生的人物和作品的成就了。因此，晚明清初时期为文学史上一个复合型的文学高峰。

二、晚明清初时期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

作为持续了一个世纪、跨越了两个朝代、复合了多种文学样式的晚明清初时期，有着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段里，当然也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但如此集中、如此显著地出现在同一个时段里，则是非常少见的。

第一是文学流派众多、文学社群林立，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异常活跃。就文学流派而言，这一时段里，诗文创作方面有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诗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河朔诗派和浙派等，词创作方面有云间词派、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荆溪词派（也称阳羡词派）、梁溪词派、岭南词派、广陵词派和浙西词派等，戏曲创作方面则有吴江派、临川派和苏州派等。这些文学流派在时间上或同时出现，或前后相继，在文学主张和创作上，或互相竞争，或互相呼应，共同促进了晚明清初文学创作的繁盛。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着如此多的文学流派，这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段里都是绝无仅有的。(1)9

更加突出的现象是晚明清初的文人结社极盛。虽然自唐代以来，文人结社的风气每朝每代都有，但没有一个时段会像晚明清初那样盛行。何宗美先生说：“自万历后，文社进入发展时期。地域日益扩大，数量逐渐增多”，“天启以后直至崇祯末年，晚明文社进入极盛时期。”(2)10根据他所作的统计，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短短20余年间，各种文人社团即有近130家。(3)11入清后，延续了晚明文人结社的风气，这时期还产生了各种以遗民群体为主要人员的遗民诗社。顺治17年清廷下达禁令，文人结社的风气才衰竭下来。晚明清初的文人结社，不仅数量多，而且社的规模往往比较大，像明末的文社复社、几社、豫章社，清初的遗民诗社惊隐诗社等，社员都是上百成千的，特别是集结了多个文社的复社，社员多达两三千人。当然，晚明清初的文人结社并非单纯的文学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形成之间的关系。晚明清初的不少文学流派是由文人结社发展而来或者与文人结社的关系密切。如公安派之于阳春社、蒲桃社，云间派之于几社，虞山派之于拂水社、成社，柳洲词派、梅里词派、西陵词派之于当地的结社唱和等。

第二是文学的地域性更加彰显。正如蒋寅先生所指出的：“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现出来。”(4)12晚明清初的文学流派，大多是由地域命名的，而且基本是由郡邑名称（即当时的府县名称或府县的别名别称）来命名的。而晚明以前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如宋代的江西诗派，元明时期的越诗派、吴诗派、江右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等等，往往是以相当于省一级的地域名来命名的，除睦州诗派、茶陵派等极少数文学流派外，很少是由郡邑级地域名称来命名的。以郡邑的名称命名的文学流派，除了少数几个文学流派比如茶陵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等，是因为它们的领袖所在的郡邑而命名、所参加的人员并非全是同一地方的人外，晚明清初时期集中于江南地区的大多数文学流派则基本上由本府本县的人员组成，文学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可以看作是地域性的文学流派。以郡邑的名称来命名的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可以说从晚明才开始。晚明清初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显著。

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刻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刻是各个地方地域意识增强、地域文学发达的表现，而以郡邑为地域范围编刻地方性文学总集，则是文学地域性进一步分层级强化的标志。郡邑类文学总集的编刻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但在明代前中期，还不是很常见，伴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出版事业的发达，在明中叶正德、嘉靖、隆庆时期渐兴，而在晚明万历以来极盛。目前可见的明代所编刻的郡邑性诗歌总集共有71种，编于晚明万历以来的有40种，编成于晚明以前的有31种，其中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隆庆时期的有23种。(1)13清初则延续了晚明以来的传统。(2)14在晚明清初这一时段中，还出现了多部郡邑词总集，编刻于清顺治及康熙前期的有《松陵绝妙词选》《柳洲词选》《荆溪词初集》《西陵词选》等，分别为吴江、嘉善、宜兴和杭州四地的词选。这时期甚至还出现了郡邑以下相当于乡镇一级的地方性诗文总集，如康熙年间辑刻《梅会诗人遗集》，所收为嘉兴梅会里（今王店镇）之诗人遗集13种。地域的层级越小，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它的地域性特征也就越显著。

第三是家族文学勃兴，文学家族成为构筑地域性文学群体特别是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郡邑文学地域性特色的支柱。“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绵延数世的文学世家作用显著，几乎可视为建构中的支点乃至框架。”(3)15秦汉以来，几乎在文学史的各个时期，都会有文学家族出现，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家所熟知的“三曹”“三苏”这样的文学家族。唐宋以来推行科举制度所带来的“文化下移”，更是造就了无数由科举起家的文化望族，这些文化望族延续时间少的有数十年，多的有上百年，甚至二三百年。(4)16这些文化望族同时往往也是文学世家，有很悠长的家族文学传统。不过在晚明之前，尽管已经产生了众多的文学世家和丰富的家族文学，由于这时候地域性文学流派尚未形成，郡邑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文学世家和家族文学也就没有能够在文学地域性方面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来。而到了晚明清初时期，文学世家与地域性文学流派、郡邑文学地域性特色三者之间联系密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并由此影响到了整个清代文学的发展。

正如严迪昌先生所指出的：“地域文学流派的兴衰，每决定于文化世族的能量。”(5)17文学世家在空间上存在于某郡某邑这样特定的区域范围中，这些文学世家，祖孙、父子、叔侄、夫妻、兄弟和妯娌等等，往往能诗善文，形成传统，有些还经常开展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唱和活动，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个较小的文学集群；而世家大族之间的互相联姻，又组成了较大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从而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展开文学活动，较大的文学集群得以形成，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就在这种具有共同的审美风尚的文学集群中产生出来，而郡邑文学地域特色也就在这些文学流派的创作中显示出来。晚明清初时以郡邑为区域范围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往往以当地的几个文学世家为支撑，领袖、骨干和多数人员往往来自这些世家。吴熊和先生在分析柳洲词派的构成与家族背景时，以《柳洲词选》中所选录的钱氏、魏氏、曹氏和柯氏为例，指出柳洲词派人员“多出于当地望族，一门数代，风雅相继”(1)18，而该词选中所选录的词作，也大多出自这几个家族的成员中。

第四是女性文学创作形成潮流，并且出现了女性文学创作群体。从《诗经》时代的许穆夫人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女性文学家产生，不过在明清以前总的来说偏少，并未形成气候。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女性创作才形成潮流。张宏生等先生曾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收入的4000多位女性作家所作的统计，可知汉魏至元代的女性作家共有117人，明清两代则有3900多人，其中明代近250人，清代3660余人。(2)19明代的这250位女性作家，或为《名媛诗归》《众香词》《然脂集》这样的女性文学总集所著录，或为《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及各种方志所著录，通过考证她们的生平、亲缘、交游，可以发现这些女性作家，生活于明前期的很少，明中叶特别是嘉靖以来渐多，而绝大多数生活在晚明万历以来，不少人跨越了明清两朝。

女性文学创作高潮的出现是与晚明清初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兴起、文学地域性的彰显、家族文学的勃兴几乎同步的，其中女性文学的兴盛与家族文学的兴盛关系尤其密切。同一家族内部，夫妻、母女、婆媳、姐妹、姑嫂和妯娌之间的互相唱和，既是家族内部的文学唱和活动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唱和的主要方式。晚明清初时期，出现了许多像吴江叶氏、沈氏，秀水黄氏，嘉兴孙氏，长洲许氏，流寓苏州的太原张氏那样的家族内部的女性创作群体，这样的女性创作群体在晚明以前是很少出现的。而家族之间又通过联姻等方式所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活动得以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展开，这时期出现了像杭州的“蕉园诗社”那样的由多个家族的女性组成的创作群体。像这样的女性诗社，在晚明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女性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也带来了女性对自身的主体性的进一步认识，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许多女性作家的诗文别集，甚至还出现了多部由女性诗人所编选的女性诗歌总集，如明末沈宜修编有《伊人思》，而清初的季娴编有《闺秀集》、王端淑（晚明王思任之女）编有《名媛诗纬初编》等，由女性作家编选女性文学总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五是文学的雅俗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这时期传统文人主导了戏曲的创作，原来被视作通俗文学的戏曲在这一时期完成了雅化。戏曲、话本等本是书会才人所创作的通俗文学，到了明代，逐渐为传统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丘濬在南京偶然观剧，看到戏曲感动人的力量，认为戏曲有助于风化，创作了《伍伦全备记》。(3)20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更多的传统文人参与到了戏曲的创作中来，像大家熟知的康海、王九思，本是第一次文学复古运动的骨干，是“前七子”中的人物，而李开先本是“嘉靖八子”之一，文学观念与唐宋派接近，他们原先都以诗文创作为主，都是在罢官后参与到戏曲创作之中的。徐渭自称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对于自己的戏曲创作则不置一词，说明他也是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文人的，不过在文学史上他是以戏曲家的面目出现的。由于传统文人的参与和创作，戏曲开始了文人化、规范化、雅化的过程，宋元时期就已产生、原来一直盛行于民间的南戏逐渐演变为文人传奇。其中的昆山腔在嘉靖年间经过魏良辅改革以后，逐渐成为文人传奇的规范而流行于全国。晚明万历年间，经过沈璟对南曲曲牌进行考订，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成为人们制曲、唱曲的依据之后，文人传奇的雅化完成了。由于戏曲的雅化，晚明清初时期，既产生了不少可供舞台演出的戏曲剧本，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供案头阅读而不适合场上演出的戏曲文本。由于文人传奇的彻底雅化，才有着戏曲“雅部”和“花部”之分，才导致了清中叶的花雅之争。

晚明清初时期，戏曲创作的主体是文人士大夫，这些戏曲家及戏曲理论家同时往往也是诗文创作家，很少有纯粹的以创作戏曲为专业的作家。徐渭、汤显祖、洪升、孔尚任这些彪炳千秋的戏曲家，在他们生前创作的诗文远比戏曲作品为多，只是他们作为诗文家之名声为戏曲家之名声所掩盖而已；相反，另有一批人，如王世贞、吴伟业等，他们在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掩盖了他们作为戏曲家及戏曲理论家的名声。

与戏曲的雅化过程相一致的是文学的雅俗观念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雅俗观念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如《诗经》时代，雅、颂是雅的，十五国风是俗的，但在春秋以后，整部《诗经》是雅文学的代表；汉魏六朝时期，文人五言诗是雅的，乐府民歌是俗的，但唐宋以来，诗文都成了传统的雅文学；唐宋时期，诗歌是雅的，作为诗余的词是俗的，但宋元以后，没有人再把词当作俗文学看待了，宋元时期新产生的戏曲、话本小说则又成了俗文学的代表。明中叶以来，戏曲、小说作为俗文学的观念也开始出现转变。在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投身于戏曲创作的同时，李梦阳、何景明等“复古派”作家喜爱时调《锁南枝》，比作《诗经》中的十五《国风》(1)21，李梦阳又认为董解元《西厢记》直继《离骚》(2)22，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作家则将《水浒》与《史记》并列(3)23，将戏曲、小说及民间时调与传统的诗文并列，可说是初步打破了文学雅俗之间的观念界限。而到了晚明时期，李贽则宣称：“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24以是否具有“童心”作为衡量真文章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是彻底将文学雅与俗的观念泯灭了。随后袁宏道将戏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2)25，金圣叹将《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视为六大才子书，一一加以评点，也正是晚明清初雅俗观念彻底发生变化的产物。

晚明清初时期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加上这一时期戏曲、小说、诗文各体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全面繁荣，构筑起了晚明清初文学的高地，而所涌现出的众多的杰出作家和传世作品，则是这个文学高地上的一座座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是文学高地，而且有文学高峰，因此我们说晚明清初文学是古代文学的高峰。

三、晚明清初文学确立为中国古代文学高峰的文学史意义

晚明和清初虽然分属明清两朝，但晚明清初文学作为一个相对完整、持续发展的文学时段，其实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了。吴熊和先生曾经指出：“明清两代，固然以西元1644年为界，前此为明，后此为清。但在文学上，却不能一刀切，截然分开。首先要看到，明清易代，并没有造成文学的衰落或中断。这一点，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如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唐宋之际的情况，大为不同。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不仅没有打断原来文学发展的链条，推迟其进程，反而使它在这场沧桑巨变中触发或激活了新的生机。这一点，与宋元之际的情况也不同。”(3)26有鉴于此，吴熊和、沈松勤等先生均从自己的词学专业出发，将晚明清初时期的词，作为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4)27其实，晚明清初时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相对完整、持续发展的文学时段，而且是各种文学样式全面繁盛、文学现象异常丰富的文学高峰时段。那么，确立这样的一个文学时段为文学高峰，有什么文学史意义呢？

第一，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学高峰。晚明清初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时段，它的起讫时间很长。如果以明万历元年（1573）作为它的起点，而以康熙61年（1722）作为它的终点，则有150年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即使各取万历、康熙的中段时间，以万历24年（1596）为始点，而以康熙30年（1691）为终点，也有将近100年的时间。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学时段，不可能具体到哪一年开始、哪一年结束，我们只能非常笼统地说始于明万历年间而终于清康熙年间。像这样一个长达一个世纪、跨越两个朝代、历经六位帝王的长时段文学高峰，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无论是“三元”还是“三关”，均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就拿诗歌创作最为辉煌的盛唐文学来说，也不过50年左右的时间，而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晚明清初文学高峰，则比它增加了一倍。更何况，文学史上其它时段的文学高峰，往往以单一的一种文学样式比如诗歌创作为主，或者一两种文学样式比如诗文创作为主，没有像晚明清初文学一样，众体皆备，共同走向繁荣的。

第二，这个文学高峰的出现，不受朝代兴废的影响，突破了以往以朝代为断限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往我们的文学史，无论是文学通史还是断代文学史，往往以朝代为断限，再视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分为若干个时期，比如将唐代文学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明代文学则分为前、中、晚三个时期，分别叙述各个朝代在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这样的叙述模式，对于大多数朝代来说，可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情况下，各个时期的文学确实深受这一时期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影响，朝代的兴盛、衰亡，确实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进程，甚至影响到文学的盛衰。但文学的发展，还有其自身的因素在，朝代的兴替会对文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必然会改变文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晚明清初文学高峰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晚明至明末时期，政治方面极度腐坏，经济方面则是极度的繁荣，而文学方面也出现了全面繁盛的局面。明清易代，异族入主中原，对于知识阶层来说，经历了一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局，知识阶层们也面临了多种选择，或抗清捐躯，或隐遁避世，或与新朝合作，这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增添了许多新的色彩，以遗民文学为代表的“变徵之音”骤起，抒写时代剧变和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一时涌现，甚至在清初数十年里还不绝如缕。不过，这些“变徵之音”的出现，只是晚明清初文学长时段中的插曲而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这一时期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打断整个文学发展的进程。相反地，由于明清易代所出现的“变徵之音”，给晚明清初整个时段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这一时段的文学更加绚丽多彩。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的措施，整个社会迅速地医治了改朝换代而带来的创伤，而走向了稳定和发展。而清初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延续了晚明以来繁盛的趋势，并且达到了最高峰。可以说，晚明清初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高峰，从晚明时期起步，一直持续升高，而到了清初顺治后期、康熙初期这一时间节点上，达到了高峰的顶点。

诚然，清初的学风和文风，与晚明相比，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反思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末的学风，提倡实学，在清初成为时代潮流。但这并不妨碍或者打断清初文学在晚明以来文学发展繁盛的总趋势。文学观念的改变，只是使这一时期的创作风貌发生变化，但与整个时代的文学繁盛与否并无直接关连。就如晚明时期，复古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等等，各自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均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但不妨碍我们对晚明文学为“盛世”的判断（借用廖可斌先生语）。同样的，晚明与清初文学观念与创作风貌的不同，也并不妨碍我们对晚明至清初这一长时段的文学是一个文学高峰的判断。

显然，晚明清初这一时段的文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很难将它一截两段。目前所见的文学史中根据朝代为断限，将晚明文学归入明代文学、清初文学归入清代文学这样两个断代文学史中分别加以叙述的做法，实际割裂了晚明清初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这不仅遮蔽了这一时段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将晚明与清初的文学纳入两个不同的文学断代史中，看到的更多的自然是两者之“异”，是“异”大于“同”，如晚明与清初两者之间在文学观念与创作风尚方面的不同；而将晚明清初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看到的更多的将是两者之“同”，是“同”大于“异”，即这一时段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向上发展着的文学高峰。可以说，以往我们没有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时段的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高峰，正是这种割裂了整体文学观的以朝代为断限的文学史叙述所造成的后果。晚明清初这一时段文学高峰的出现，实际上对我们的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往的依照政治史的做法，以朝代兴替为断限的文学史书写，是否真的合适？能否找到一种可以更充分反映文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文学史叙述方法？

第三，确立晚明清初为文学高峰，有助于对这一时段的文学进行贯通式的研究。首先是要从横向上打破传统文学与通俗文学研究的界限。由于晚明清初这一时段的文学是复合了多种文学样式的一个文学高峰，有着异常丰富的文学现象，传统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出现了较大程度上的耦合和融通，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需要进行贯通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从事诗文研究的不太涉足戏曲、小说的领域，而从事戏曲、小说研究的不太涉足诗文的领域，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戏曲与小说的研究者相互之间也不太关注。不过近些年来随着对小说与戏曲同生共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小说、戏曲的研究者之间有了较多的交流，但诗文研究者和小说、戏曲研究者之间还是恪守着传统文学研究与通俗文学研究的分界，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还是少了一点，对彼此的研究路径、方法还是相当隔膜。这样的各自为政进行孤立式研究，在从事元代文学及明代前中期文学的研究时，也许还过得去，因为明中叶以前传统文学创作与通俗文学创作之间几乎还是平行式地进行，彼此之间的交融还不是很充分。但在明中叶以后，特别是在晚明清初这一时段传统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创作出现较高程度的融合，作家们往往兼具诗文家与戏曲家、小说家几种身份的情况下，文学研究者们如果还是严守传统文学研究与通俗文学研究的界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做贯通研究的话，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无论是对作家个案的研究还是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乃至整个时段文学史意义的认知，都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是从纵向上打破晚明与清初之间的界线，将晚明清初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长期以来，受断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明清文学的研究者自我设限，研究明代文学的较少关注清代文学的状况，研究清代文学的也较少关注明代文学的状况，即使是少数从事遗民文学、南明文学以及明末清初时期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学者，跨越了晚明、清初两个时段的文学研究的，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将晚明清初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时段的自觉意识。如果不把晚明清初作为一个完整时段来进行研究的话，对于某些文学现象其实是说不清楚的，比如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晚明时期是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期，晚明文学出现了高潮，而到了明末清初传统的思想意识出现了回归，文学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衰退，由于惯性在起作用，清初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明文学的传统。自然，晚明与随后的明末清初，在社会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真的影响到了文学发展的进程了呢？如果是，又如何解释在清初不仅戏曲、小说仍然繁盛，而诗文词等传统文学样式在这时期或者稍后出现了全面的复兴？如此看来，如果不对晚明清初的文学进行历时性的贯通研究，则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