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对“后文化研究”时代文学理论“独立性”的思考

日期：2023-05-23 09:05

引言

当代文学理论在经历了文化转向、后理论等话语的洗礼之后，开始走向“理论”的重构之旅。其中，文学理论渐次发生了文本转向、文学性泛化等知识嬗变，继而有关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独特性等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具体而言，在文化转向之后，对于文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美学探寻转向对意义、意义生产的关注；后理论时代那种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主导学术思想潮流的理论话语，诸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已经被“碎片化”的理论所取代。在此背景下，美国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文学理论未必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还可以从其他学科知识领域借鉴而来。与之类似的是，金惠敏认为文学理论并非只为文学服务，而是可以绕过文学服务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本，并由此构建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1](PP.1～8)于是，文学理论开始由关于“文学”的理论走向既不仅仅源于文学也不把文学作为唯一服务对象的“理论”的嬗变之旅。

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在对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从“后文化研究”(Post-cultural Studies)的理论视域出发，审视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在“先验性”概念的介入下思考文学理论本身的独特性问题。这里提到的“后文化研究”是指在“文化研究”退潮之后，对于文化的关注由将其视为研究对象，转而视之为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实际上，在2011年就有学者提出了“后文化研究”这一概念[2],不过彼时学者们对于“后文化研究”的理解主要停留于将这里的“后”(post)视作一种时间概念，意指“文化研究之后”。到了2019年，有学者认为，后文化研究“是对当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曾经的学术热潮散去后的学术生态的一种判断”[3],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理论视域来考量。本文即从这一理论视域出发，希冀对当代文学理论有新的认识与理解。

一、文学理论研究的“文本转向”

当代文学理论在经历了“大众”话语或“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4](P.373)的洗礼之后，出现了“后理论”“理论死亡”“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等言论。这些言论主要就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2020年10月底，孟繁华、张清华等人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上批评当今的文学理论是空转的，只有理论而没有文学；文学研究必须是有文学性的研究，充斥于文学研究中的西方理论形成了对于文学性的严重挤压。[5]事实上，文艺学涉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分支”[6](P.4),这其中对于“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之间关系的认识大多来自“英美新批评”的理论观点，即“‘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7](P.8)。“英美新批评”的代表性人物R.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的主要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R.韦勒克强调，“文学理论如果不根植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7](P.32)。于是，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源流关系便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共识。

然而，在“后文化研究”时代，文学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与阐释，而是早已溢出“作品”,走向“社会”。这就使得文学概念的语义场不断发生扩张，也即从传统的以“文学性”(literariness)语义为中心的美学/艺术扩展至泛文学性的社会文本。这样一来，“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流变就成为当代文学观念转变的话语表征。而“文本并不止于(优秀的)文学；它不能被理解成一个等级秩序的一部分，也不是简单的文类的划分。相反(或者说恰恰如此),构成文本的是对旧的分类体系的颠覆力量”[8](PP.154～155)。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概念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观，也即对于文学本体的讨论不应仅仅限于“经典文学作品”,而是要从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去重新界定文学/文学性，因为“从作品走向文本，此时的文本不是具体的书写产物，而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意指实践方式，在新的空间分配语义，拒绝任何固定的话语秩序”[9](P.37)。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中“文本”概念的凸显与“作品”概念的式微使得文学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的美学或艺术学研究转向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也即出现了文学研究的“文本的转向”(textual turn)[10](P.368)。作为与“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一脉相承的“文本转向”,彻底突破了曾经由经典文学作品构筑起来的“高雅文化”的学科壁垒。对此，《文化：社会学的视野》(Cultur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一书有较为详实的论述。“在曾经是自我封闭的‘社会科学’边界之外，文学评论者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者开始借用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理论中其他解释性的、解释学的、互动论的思潮，从而创造了某种人文学科的革命，意在提醒评论家们认识到，在文学经典课程上研究的歌德和简·奥斯汀的作品之外还存在其他文本。”[10](P.378)在此情形下，以“泛文学性”为中心的“文本”概念就消解了传统意义上以“理性的感性显现”[11](P.142)为中心语义的美学概念，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文学”之外的文化现象渐次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二、“文学性”的泛化与“先验性”概念的介入

文学研究的文本转向使得传统的美学观念被解构，大量文学之外的文化现象被作为具有“文学性”的“文本”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开始疏离文学实践，其外在表现是文学理论不再仅仅服务于文学，更有甚者，文学理论也不完全源于文学实践，这其中，“先验性”概念有助于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一)“文学性”泛化的问题

当代文学研究从“作品”向“文本”的转移必然带来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讨论。那种在传统意义上只能用于文学研究的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分析技巧被用于对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12](P.50),这就是余虹所说的“文学性的蔓延”[13],也有人称之为“文学性的泛化”[14]。“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换句话说，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理论自身的属性。”[13]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性的泛化”彰显了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也即从之前的“美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对此，黄卓越提出，文化研究“因介入话语分析的模式而将‘社会’也视为一种‘文本’,从而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研究”[15]。换言之，就是将传统意义上非文学性的社会文本视作具有文学性的、能够彰显一定社会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文学研究的对象就从传统的“文学作品”向“社会文本”突围，也即把“社会文本”视作与“文学作品”类似的、具有“文学性”的对象进行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可以疏离于文学实践的言论逐渐增多，这其中“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近几年兴起于理论界的言论，即“‘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不是不要文学和美学，而是提倡以文学的和审美的方式介入生活和现实，发展‘社会批判美学’或‘美学的社会批判’或‘文学的社会批判’”[11](自序P.3)。显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主要从文学理论服务的对象入手进行论证，其主要倡导者金惠敏认为，文学理论并不一定要借助“文学”这一“中介”来干预社会，而是可以绕过文学文本实践去直接影响社会，从而构建起“文学的社会批判”的思想。这就必然涉及“文学性”这一根本性问题，关于文学性，“雅格布逊于1919年写道，‘文学的学科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是那让一部具体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6](P.33)。可以说，长期以来对于“文学性”的追问已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不过，当文学理论不再仅仅为文学服务，而是可以绕开文学指向社会的时候，文学性的泛化就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引起的争论也在所难免。

无论是以作者、文本还是以读者为中心，都是以文学实践及其活动结果作为文学理论的对象，通过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总结生成理论，并使理论为文学的生长服务。当代西方文论放弃了这一追索，不再以文学而以文学场外的理论为对象和目的，文学成为证明理论的工具。[17](P.5)

张江认为，当代西方文论不是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而是成为文学为理论服务并证明其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将那种以“理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概括为西方“唯理论”[18](P.16)的极端形式，认为这种不以“文艺”为对象的“文艺理论”是以自身为目的、借助文学讨论证实自己的文学观念。于是，以往文学理论源于文学的逻辑秩序被文学依赖于文学理论的观念所取代，传统的“文学”也被消解成“文本”。[17](PP.5～12)

可见，关于“文学性”泛化的争论，其实质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坚持文学理论源于并服务于文学实践依然是主流或“正统”观点，但在文本或文化发生转向之后，文学性的泛化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对应性遭到破坏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正是本文思考的中心议题所在。

(二)“先验性”概念的理论旅行

“文学性”泛化带来的关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文学理论是否一定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之问题。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来源或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本质出发，思考文学理论的“先验性”问题，并以此强调不仅文学理论知识并非一定要为文学文本实践服务，而且文学理论知识的源头也未必都源于文学文本实践。

这里提出的“先验性”概念并非笔者的个人创新，而是借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先天的”(a priori)和“先验的”(transzenddental)等概念的理论阐述。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19](P.1)康德发现我们的知识除了源于经验的那部分之外，还有从知识能力中得来的“添加”,这个“添加”指的是“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他把这个与经验性的(Empirische)不同的知识称为“先天的”。只不过，这个“先验”概念常常被视作“唯理论”的代表性言论而引起争论，认为康德否认了知识源于经验的真理性认识。事实上，康德的“先验性”批判针对的是17世纪以来主要盛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知识观。英国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继承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人的知识源于感觉和经验的观点，提出了典型的经验主义知识观，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20](P.74)。针对经验主义者的知识观，康德在提出先验性知识概念之前，曾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19](P.1)。也就是说，康德并没有否定“经验”之于知识的本源性存在，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验之外的“添加”。

可以想象，如果将康德的“先验性”概念迁移至对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考之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性”泛化遭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如果将源自文学的文学理论“对象”略去，似乎就回到了“理性主义”的悖论之中，即否认了文学理论知识的“经验性”或“实践性”。 实际上，人们对康德“先验性”知识论的质疑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尽管后者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基于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检讨，但其基本理论立场却倾向于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18](P.16)。

笔者以康德的“先验性”概念介入对文学理论“独立性”的论证，并非要将他的“纯粹理性”[21](P.18)全盘照搬过来，毕竟“先验性”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批判其生活时代盛行的理性派的“独断论”(Dogmatismus)以及经验派的“怀疑论”(Skeptizismus)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1](PP.16～17)事实上，“先验论”也非康德的独创，“自其诞生之日起，哲学似乎就始终徘徊在先验论(transcendental)与存在论(ontological, ontic)这两个进路之间。先验论旨在揭示现实世界以怎样的普遍结构向我们呈现：它要回答的是实在物的感知如何可能的问题”。[22](P.4)可见，“先验论”思想是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的概念，源自实在物的知识得以可能的“普遍结构”。而笔者借鉴的却是“理论旅行”(theory travel)之后的“先验性”概念，因为“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23](P.25)。换句话说，笔者借用并重构了源自康德乃至西方哲学史中的“先验性”概念，旨在阐述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独立性问题。由此，笔者的一系列论证意在说明，文本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性的泛化，不仅意味着文学理论可以不单独地为文学服务而直接作用于社会文本，从而实现“从作品到文本”,而且即便是源自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也未必都生发于文学文本实践，而是具有很强的“先验性”(独立性)。

毋庸置疑，文学理论的“先验性”观念极易落入“理性主义”或“理论中心论”的争论之中，“一切都从理论出发，由理论生成对象”。[17](PP.6～7)从根本上说，那些对于“理论中心论”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要害。例如理论界盲目移植西方理论而不顾及其在中国土壤中的适应性，由此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理论先行”的问题。

如果从“先验性”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将“理论的移植”归结为“理论先行”加以批判，也有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简单化之嫌，因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应该有与文学文本实践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不论从文学理论知识的来源还是当前的实际情形来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未必遵循着“理论源于实践”的既定路径，而常常是或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那种不是关于“文学”的文学理论或者“从理论到理论”已经成为后文化研究时代的常态，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文学理论是纯文学的，即由文学活动激发的，从文学作品产生的，并仅仅有关于和适用于文学的”[24]。正如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25](P.5)是不存在的。

三、文学理论区别于文学实践的先验性

如前所述，“先验性”概念的介入有助于呈现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因为“这些先天成分，不是作为外来的因素夹杂在里面，而是作为整个经验知识的一个构架”[21](P.28)。可见，“先验性”概念旨在强调一旦获取经验知识之后，我们就需要对知识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而要从事这一通往知识的活动，在逻辑上而非时间上就要有一个“先天的构架”。此概念易于被人误解之处就在于，这里的“先”常常被理解成知识在“经验”之“先”,而忽略了知识之于经验的“逻辑之先”。[21](P.28)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当代文学理论打上“先验性”的烙印，意在凸显当代文学理论的嬗变并非完全是在文学文本实践中有所“发现”后作出的改变，而常常是受到一种新理论尤其是来自西方理论的启发。这些源发于异域空间的文学理论之于我们是“先验的”。具体来看，当代很多理论知识尤其是源自西方的文学理论知识，如女性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原本就是从其他学科领域“旅行”而来的。尽管这些理论知识并非源自文学实践，但并不妨碍我们将其视作工具、视角或知识架构，并以此来分析和研究文学文本实践活动。

当然，在将这些“先验性”理论应用于文学实践研究时，水土不服甚至是削足适履的问题在所难免。文学理论研究的实践表明，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思路甚至是语言表述等都很难绕开这些非文学的文学理论话语的影响。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早在1996年就已作为“文论失语症”的话题为学者所提出[26],并在学界引起了较长时间的讨论。曹顺庆认为，“失语”是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26]。“失语症”的提出的确点出了理论“先验性”的问题所在，但正是在“先验性”概念的介入下，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文学理论本身的特殊性问题。

从文学理论知识来源的可靠性或真理性而言，文学的经验性实践未必是文学理论的全部知识源泉。尽管文学文本实践是文学理论知识的直接源头，但每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实践活动都具有语境性和特殊性，也即经验活动的“个别性”,这些个别性的文学实践活动未必能够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过程进而生成文学理论知识。因为“个别的现实事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绝不是存在的主体本身”[27](P.40),即“经验论”的不足在于“个别性”无法代表存在的主体本身。就知识的生成过程来说，“理性演绎的知识是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经验归纳的知识是现象的、个别的、或然的”[18](P.20)。事实上，文学理论生产与文学实践之间的“非对称性”现象较为常见，如一个优秀的作家很难成为很好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反之亦然。个中原因除了他们在分工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外，与文学理论本身的特殊性也不无关系。

与上述“先验性”类似的理论话语还有很多。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就在某种程度了暗合了理论知识的特殊性。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28](P.21),可以“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28](P.9)。与“先验性”概念类似，“范式”也强调先天的知识“构架”在知识生成中的重要作用。正如英国史学家昆廷·斯金纳(Skinner Quentin)所说：“我们赖以检验我们信念的是各种事实，而我们进入事实的路径总是经过过滤的，而从事过滤功能的就是库恩所称的我们已有的‘范式’,或者理解框架。说得更明白一点，本来就没有任何事实独立于我们用来解释它们的理论。”[29](P.11)如由以“经济与社会史”研究范式著称的法国“年鉴学派”[30](P.321)发展而来的“新史学”,在E.P.汤普森(E.P.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文本实践中，生成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这之后的“微观史”“新社会史”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受到这一范式的影响，甚至生发于1960年代的“文化研究”理论也与这种“自下而上”的书写范式不谋而合或受到其影响，使得当代以“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必然会将眼光移到原来为人忽视的下层阶级和民众身上”[31](P.337)。可见，作为“范式”的理论知识凸显了知识的继承性，因为“人们从前辈那里接受过来作为研究开展的基础，继而在研究中发展和完善它们，然后再以发展完善的形式，作为被接受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人”[29](P.89)。

总体而言，倡导文学理论的先验性，势必会遭遇文学理论根源于文学实践这一“雷区”。实际上，常常被学界所诟病的诸如“理论先行”“强制阐释”等，大都根源于这一根本问题。而对于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的质疑很容易形成学界共识。其思维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避免一切先于经验所形成的错误成见，不论是来自宗教或文化的传统，还是一般常识，甚至是科学本身。任何解释都不能在了解现象自身之前就提出来。”[32](P.6)也即应“回到‘实事本身’上去”[33](P.344)。然而，在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不带任何“偏见”地进入文学，必然会因缺乏先天的知识“构架”而无法形成理论知识。而将文学理论的“先验性”简单理解成“理论先行”或“强制阐释”的观点，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坚守理论源自文学文本实践的同时，忽视了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本身的“独立性”。

四、文学理论与文本实践之间的“错位”

以上在分析文学研究“文本转向”“文学性”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先验性”观点，也就是理论的“独立性”在于它在实践知识之外有一个“添加”。除此之外，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实践之间的“错位”,也即文学理论具有不可实践性的特点，应该是文学理论“独立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像死亡不可实践或不可亲身体验一样，并不是所有的理论知识都能够付诸于文学文本的实践活动之中。如自197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从史学中借用的微观史或新文化史研究给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史“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在微观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公认价值的负面、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34](P.154)他们“采取微观的角度，希求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亲切地再现某几个古人的生活”,并且“希望通过解读各种残存的史料，像解读文本那样，对之做深入的考察，然后再加入想象来揭橥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31](PP.353～354)

这种将传统历史研究所忽略的“细节”重新找回的研究思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研究中“宏大叙事”的不足。但如果将这些微观的甚至是底层的东西作为主流进行研究，恐怕也是有问题的。如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界(1900—1950)》《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著作中，将成都地区的街头、茶馆、麻将、袍哥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很好地避免了传统的精英化叙事，以“历史的文本性”反映出活生生的“人”“人性”和人的生活。[35](P.3)但这些显然不能涵盖历史的全部，它们可以作为历史生动而有力的补充，却无法真正反映出历史的整体面貌。尽管作为“对普遍历史的权威叙述”[36](P.244)式的“宏大叙事”一直为后现代话语所诟病，但如果将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微观史视作历史的全部，那么我们将无法看到历史的“大势”,所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碎片化的历史。同样，如果“文化研究”将文学彻底引向文化的另一面，那么文学是否存在就成了问题。

这样一来，作为新的理论话语的微观史和文化研究，其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也就是说，受到这些理论思维影响的文学研究，在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作品走向文本”、从“向上”走向“向下”的过程中，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问题域。但如果一味地将文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的、非经典的作家和作品研究，或者干脆以对文化的研究替代文学研究，那么，作为本体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实际上，不论是源于史学领域的微观史或新文化史理论，还是主要来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它们都与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如果说之前的人文科学研究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那么，语言学转向之后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理论话语则带来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

可见，不论是“微观史”研究还是“文化转向”,它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某种理论或视野上的启示，而非实践意义上的新的研究领域或对象。换句话说，这些新的理论具有某种范式意义，却很难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践中予以施行。于是，在更新一轮的“全球化”“世界文学”“全球史”等新的理论口号的感召下，文学研究中的“微观史”“文化转向”等实践研究开始受到质疑，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在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大叙事”已成为当下新的学术研究问题域。而这一理论话语的转向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前，亟需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需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37]

可以预见的是，源于史学领域的“先验性”理论观念对于文学领域的文本实践研究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对诸如“文化研究”“微观史”研究等观念的质疑。在此基础上，学界重新提出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进而找回属于文学的经典效应和轰动效应，也即回归文学领域的“宏大叙事”。不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宏大叙事”的回归，其实质上都意味着理论话语的转换，进而将由其生成的新的研究范式渗透到文学实践研究之中，成为文学实践研究的“风向标”,从而彰显出文学理论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像“微观史”“文化研究”等能够深度介入文学实践研究的理论话语，很难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于文学实践研究之中，它们更多的是在文学实践研究中成为一种理论范式或研究视角，这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错位”现象。

余论

基于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考，本文从“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出发，拷问走向“理论”的文学理论，在经历了文本转向、文学性泛化之后，其自身区别于文学实践的“独立性”。由此，笔者尝试引入源自西方的“先验性”概念，进而认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前者源于后者，而是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一直以来，有关文学理论的特殊性以及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是学界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到了后文化研究时代，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文学理论的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然而，学界对相关问题的争论或是各自为政，如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学科壁垒；或是在文学概念已经发生变迁的情况下，依然固守传统观念，以至于对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之间关系的认识还停留于纸质媒体时代的某些认知；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一些新的理论观点采取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如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将“文学”排除在理论之外，认为文学的“先验性”就是一种主观臆断式的、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理论。

不可否认，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批评，诸如“失语症”“理论先行”“强制阐释”等，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意味着本文所涉及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笔者只是将问题设定在当代文学在文本转向、文学性泛化等特定的话语语境之中展开讨论，因而文中所提出的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具有区别于文学实践的“独立性”,是基于“后文化研究”这一特定时代语境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能够完全独立于文学实践而存在。悖论的是，尽管本文认为文学理论具有“独立性”特点，却无法否认其对文学实践的依赖性。然而，西方理论的知识旅行、理论对文学实践的介入以及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演绎等实践活动，又不断地将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撕裂。

因此，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文学理论独特性的认识，其关键并不在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源”与“流”的关系，而是要将问题纳入特定的语境中去仔细分梳。进一步讲，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依然要回到对“何为文学理论”“何为文学”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探讨之中。而这些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不仅关涉本文尚未彻底解决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以及文学理论如何为文学实践服务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