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与“人类世”的审美救赎——胡志红《生态文学讲读》述评

日期：2023-05-15 09:14

倘若从纯粹的地质学视野判断，“人类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成立尚需讨论，是否有必要提出都面临着质疑。但从18世纪以来人类走过的发展道路来看，特别是考虑到愈益频发的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人类处身其间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环境的失调和污损成为显见的事实，“人类世”成为标识性的学术话语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尤需得到确认。黄国文和肖家燕就此专门作出了两点判断：一是“人类活动正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至关重要”；二是“研究人类世问题有助于人类正确认识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有助于研究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1

面对“人类世”的种种病状，生态文学从审美的维度促进了社会的反思，生态批评指明了消解危机的方向，二者均表现出深厚的环境情怀和生态关怀，都已取得世所公认的成绩。中国学人后来居上、厚积薄发，在知识生产、批评实践和价值反思方面贡献了中国智慧，与西方学界展开了有效对话和深度交流，其中就有胡志红教授的努力和贡献。他于2021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生态文学讲读》，即为“人类世”自我救赎提交的个人方案。这种救赎是经由生态文学达致的，是通过文学审美进行的，可称之为“人类世”的审美救赎。也就是说，“生态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专业、一个学科分支，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它更是一种救赎行动———救赎地球和自我救赎的行动”。2

一、知识生产：学科建构的努力

毋庸讳言，生态文学正沿着学科化的方向精思力行，这就预示着基于学科化的知识生产必须跟进。这是生态文学在经历了长久自然生长状态之后的学科自觉，是对生态文学书写经验的理论化，是对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凝练。一门学问在学科建制上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有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知识生产，有没有切中肯綮的元理论反思，有没有自成一体的认识论、价值观和研究倾向。只有满足了这些标准，这门学问才会臻于完善，才会符合学科规范的要求。而促进生态文学的知识生产，使其在学科建制中获得认同和接受，从而为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是当今学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和重要命题。可喜的是，在生态文学学科建构的图谱中，胡志红孜孜矻矻的耕耘和笃行不怠的探索，结出了累累硕果，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生态文学讲读》一书就凝聚着他对生态文学知识建构的新思考。

说到学科知识生产，首要的便是“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问题，这是这门学科得以确立的理论原点，但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尚无一个界定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难能可贵的是，《生态文学讲读》一书在回顾既往学界言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生态文学是通过描写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复杂纠葛而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思想根源，以探寻走出生态困局的文化和现实路径的文学。其宗旨是实现具有普遍公平正义的人文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永续和谐共生，非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生态伦理的建构、对主流科学预设和物质主义文明的批判、生态乌托邦的构建及生态灾难的启示录书写是其显著特征。”3这一定义虽略显繁冗，却体现了作者对生态文学的认识，其背后是作者的文学观以及基于这一文学观的学术担当精神和批评价值取向。稍加审辨，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定义的概念标识：首先是生态文学的属性定位，也即生态文学就是文学之一种，无论从书写角度衡量还是从研究视域评判，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书写；其次，生态文学着意于书写生态危机，着意于探寻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态征候的文学表达，就是生态病状的文学反思；再次，生态文学并不满足于现象诊断和情状描述，而是以文学的敏锐性寻绎生态危机的救赎之道，提出文学文化的疏解方案，以审美价值的塑造促进社会现实的变革。尤为重要的是，该著对生态文学的宗旨和目的是十分明晰的，那便是要实现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永续和谐共生，这是公平正义的生态伦理的理想目标———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为达此目的，就需要对长久以来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进行反思，对技术统治泛化和科学知识工具理性化加以警惕，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极端化展开批判，让生态的乌托邦焕发诱人的生机，让启示录般的恶托邦唤醒世人，从而实现“人类世”的救赎，打造众生平等的良善生活，构建万物和谐的美好世界。

可以说，胡志红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有着本质化的追求，反映了某种反本质主义的开放性和建构性。其本质主义追求体现为浓重的现实情怀和问题导向，这是生态文学与生俱来的宿命。同时，这一定义也提示我们：生态文学仍然是开放的空间，仍然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还不能用既定的范畴去拘囿它，不能以确定的界限去束缚它，而是要保持其文学书写的开放性，延续其学术探讨的建构性，使其逐步澄明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品格和属性。在对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中，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担当精神跃然纸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写道：“生态文学早已不再是少数专家学者们待在书斋里玄谈的纯文本，或者散兵游勇式的生态读者们的休闲谈资，而是带有强烈生态政治属性并蕴含巨大变革社会潜能的文学著作，真正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精神。”4在此，作者强调了生态文学的“强烈生态政治属性”，强调了生态文学蕴含的促发“社会变革”的巨大潜能，这是对生态文学的价值定位，或许与某些文学研究倾向存在认识分歧和价值分野，但这就是生态文学的学科使命。诚如作者所言，生态文学“蕴含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蕴藏不竭的生态能量，在世界各个系统之间循环流动，以矫正失范的世界生态。由此可见，生态文学成了重拾、协调和保护社会人文生态、非人类自然生态、人之精神生态及它们之间永续和谐关系的重要文化力量”。5

我们有理由认为，《生态文学讲读》首先明确了生态文学的定义，在社会功能和价值目标上为生态文学确定了基本内涵。我们由此可以总结出生态文学创作的三条指导思想，即“生态学原则”“具身性原则”“环境公正原则”。6基于此，我们拥有了辨识生态文学发展脉络的框架，拥有了认知生态文学学科属性的尺度，拥有了开展生态文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同时也为生态文学的学科建制走向提供了学理依据。毕竟，定义是学科知识生产的起点和原点，只有在定义确定之后，对象、视域、方法、目标、价值等才会渐次清晰，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学科知识才会水到渠成，学科的合法性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从学科建制层面分析生态文学的知识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生态文学本身就是某种知识生产，既体现在精神层面，也落实在物质层面，前者是由其文学属性决定的，后者则源自其充满责任感的社会关切，以及在现实中引发的巨大变革，这可能是生态文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要义。“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反映，它应该满足人们各种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对于知识来说，它首先能满足的就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它要不断地去寻找与发现，发现客观世界的存在，发现精神世界的秘密。所以，知识的创造首先是对世界的陈述，是对世界的重新组织，将其符号化、话语化。”7文学本质上是对世界的陈述，生态文学概莫能外，也是对这个世界甚至天地宇宙的重新组织，说到底就是对这个世界和宇宙的符号化表达，其结果便是特定的话语化呈现，是一种符合文学符号意义指称规范的特殊呈现。所以，生态文学作为对世界和宇宙的一种陈述和描绘，其本身就具备知识建构的特质，就是某种形式的知识生产。《生态文学讲读》深明此意，于有意无意之间为我们绘制出这个世界的知识图景，既是透过文学之镜映显的知识图景，也是生态眼光凝视下的知识图景。

生态文学的知识图景，从生态意蕴的角度引导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揭示出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复杂纠葛，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机。对此，《生态文学讲读》多有论证，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把握更为准确，对生态危机和文化症候更为敏感，寻觅救赎之途也更为迫切，从而高度确认了生态文学的价值，高度认同了生态批评的意义，并能动地为这个世界带来调整和完善。一言以蔽之，“生态文学是一种‘入世’程度很高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干预意识，充溢着坚定的批判精神”。8这种干预意识和批判精神，得益于生态文学学科的知识化建构，同时也受益于生态文学对我们认知世界的启迪。

《生态文学讲读》对生态文学产生的严峻语境进行了溯源，对生态危机之于人的消极影响作出了揭示。作者写道：“启蒙理性和新兴工业技术革命不仅开始破坏生机盎然的非人类自然世界的美丽、稳定和完整，而且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且禁锢人的灵魂，戕害丰满的人性，囚禁人之肉身，让人‘成了工具的工具’……”9这当然是“理性暴力”和“技术傲慢”的恐怖表征，而进一步导致生态文学生发环境持续恶化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中就有消费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殖民”。这种“殖民”颠覆了工作伦理和休闲娱乐的关系，激发起欲望的生产与虚幻的满足，扭曲了身份认同的规约机理，以符号消费和象征消费的方式恶化了人文生态，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同时，资本的压制也是工业化以来现实世界不言自明的弊端。由于资本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它对获益的趋奉达到了难以复加的程度，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压榨几乎令人发指，其结果便是将自然环境及其诸要素资源化、利益化、资本化，生态灾难便是这种资本逻辑的必然后果。

《生态文学讲读》让我们读出了这些关于世界的真相。这种认知既有着积极的社会学意义，也有着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这是知识生产的效果。这一效果不仅体现在为人们提供了某种认知工具，更体现在它本身可能促发社会的变革，成为人们改弦更张的共识、思想、观点、视域和路径。因此，生态文学可以“始终作为一种对立或矫正甚至反向的文化力量而存在”。10

如上所述，生态文学归根结底是文学之一种，既然是文学，它必然有着特殊的审美诉求。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生态文学研究汇集成了生态批评的学术范式，这是审美知识生产在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具体落实。生态文学的兴起提示我们对既往文学观念进行重审。比如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是被几代学人论证和维护的信条，但并非统治文学界的永恒真理。在生态文学的启发下，文学是人学，但它同时也是物候学，其观照对象早已将动物、植物以及诸多日常事物含括其中，生态文学意义上的物叙事正在成为新的学术成长点。11文学观念应时而变，这正是生态文学对文学认知的重要喻示。

二、学术范式：审美批评的拓展

作为入选新一批国家规划教材的学术成果，《生态文学讲读》最为精彩的部分，便是提供了生态批评的范式和范例，为我们解读生态名篇佳构提供了学术理路和方法依据。

生态文学研究旨在揭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及由此引发的诸多危机和灾难，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研究，其精髓“集中体现在生态批评之中，甚至可以说，生态批评成了阐发生态文学之内容和形式的最有效的方法。从学术的观点来看，生态文学催生了生态批评，生态批评深化、丰富和拓展了生态文学的研究，并助推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和繁荣”。12如果说最初的生态书写受到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激发，是作家敏于人类主体性地位异常凸显之后果的文学矫正，那么我们很难讲这样的文学书写就有着明确的学科自觉，更遑论生态批评了。生态批评的勃兴是较为晚近的事，它一经成型便显示出卓有成效的学术描述力、概括力和阐释力，其鲜明的价值立场，将文学的审美批评与社会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既形成了文学批评的范式，又指示了社会变革的方向。随着生态批评实践的拓展，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接受重估的挑战，籍籍无名之作获得了经典化的契机，当下的文学新作更多了一种解读和阐释的视角，多了一种升级版的审美批评的视角。之所以说它是升级版的审美批评，是因为它已告别专注于文学形式的本体研究路数，将触角伸进了情感的世界和价值的向度，在社会与人生的层面提出了新的吁求，为文学的审美批评留下了充满更多可能性的空间。换言之，生态批评也即生态文学的审美批评，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文本的符号性，另一方面又吸引我们去关注文本背后的复杂纠葛，其中既包含作者的思想倾向及其来由，又指涉文学之外的规约要素及其价值流动。

生态批评是“是文学研究的‘绿色转向’，是文艺批评界第一次涌现的对现实生态危机最广泛、最全面、最深刻、最激进的回应。……不仅具有明确的生态哲学基础、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而且还建构了一套相对完整、开放的批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批评方法”。13正是基于这些生态批评方法，《生态文学讲读》以“传记体生态文学经典”“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小说”为题，分门别类地对28位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著名生态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有的虽然仅仅是片段，但也呈现出生态文学的魅力以及生态批评的效力。客观地讲，对如此之多的作家和作品展开生态批评，不仅需要宽阔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创新性的学术见解。正是这种创新，为这些作家和作品确定了文学参照的价值坐标，也为我们精准辨识其学术影响力提供了便利。

生态批评的这一学术范式有着稳定的现实关切，常常将人类主体性作为生态困境的渊薮，将科技理性、消费伦理、资本扩张等作为猛烈批驳的对象，也由此确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指称，使文本意义解读流于单一化、程式化和简单化，消解了文学的新意与创意。就此而论，当下的生态文学书写难逃主题先行的指责，当前的生态批评也因陷入俗套的模式而受到诟病。有人曾明言，但凡你用生态批评的方法来解读作品，作品的生态主题和意义一定是确定无疑的。“所谓生态文学的主题先行，体现在无论你作品的内容、结构、细节、语言是怎样的，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表达，只要你的作品是生态文学，那么作品的主题都应该主张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都应该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14如此确定无疑的阐释，反而使得文学的特性弱化和简化了，判定的生态主题宰制了文学的意义生成，也逐步陷入模式化解读的泥淖之中而难以自拔。与此种诟病密切相关的，是学界对生态文学审美性缺失的诘问。真正的生态文学不能简单化约为生态学，而将文学作悬置或极简化的处理。我们需要的“真正的生态文学，它所有有关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15由此看来，生态批评的学术范式，不仅要把文本追索的目标限定在生态思想上，还应聚焦于跳跃在文本符号之间的情感律动、美感体验和艺术魅力。只有将两者加以有机融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的生态批评。这种审美的生态批评，在《生态文学讲读》之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作者在分析生态文学的经典文本《寂静的春天》时指出：“卡森一反常态地把满腔的同情倾注给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促进了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与完善，并以她生动的笔触将哲学思考、伦理批判、审美体验与生态学视野融合起来，使得现代生态学成为沟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纽带、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还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生态世界观的诞生和生态哲学的发展与成熟。”16在此，作者强调了审美体验的重要性，也提及卡森生动的笔触，对于这部既非小说也非诗歌的作品来说洵属可贵。我们不妨再看看《生态文学讲读》对英国自然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的分析：“克莱尔最为敏锐地体会到了这两种分离造成的自然和精神伤痛，进而引发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开始形成：古老乡村的消失意味着诗歌的消失，自然情感的培育也因土地的人工改良而失去根基，财富不仅冷酷无情，而且也索然无味。”17作者此处援引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进行了精到的评论，其中提到新的“情感结构”，即从文学作品中梳理出情感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情感认同，进而使其展现结构化的特点，这正是审美的生态批评的指归。生态文学的审美批评，其根本目标在于达成一种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经由文学符号审美意蕴的激发而形成，它将文本的“内”与“外”结合起来，将文学意义和社会共识结合起来，从而在构筑审美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双重维度上展示出美好的愿景和光明的前景。

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在生态文学的审美批评实践中，生态文学有可能调整文学的样态和谱系，拓宽文学反思时代的向度，确保人类自我省察的深度，重塑人类的自然观、物质观、消费观、科技观、发展观和进步理念，形成符合生态意蕴的文学观念，引导作家的生态转向，促进文学的生态叙事，从生态之维彰显文学之美，以文学之美通达生态批评所追慕的理想境界。这并非笔者的主观臆测，而是从《生态文学讲读》的阅读体验中得出的基本判断。

生态文学的繁盛和生态批评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研究范式的交叉融合，既刷新了学界沿袭已久的研究模式，又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学术范式。生态批评向其他文艺理论流派的渗透，或者说其他文艺理论流派对生态批评的吸收与借鉴，正在催生新的文学阐释模式和学术研究方法。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与后殖民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动物研究相结合形成了动物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植物研究相结合形成了植物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与符号学相结合形成了生态符号学，生态批评与语言学相结合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生态批评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形成生态翻译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示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融合力和生产力。“这些新理论不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生态批评内涵、拓展了其研究空间，而且还为阐释生态文学，尤其英美主流以外的异质生态文学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批评方法。”18这些概念“装置”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工具箱”，让我们在抵近生态文学时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由此更深刻地体会到“环境经验的无限丰富性”，也更精准地领略到自然美的文学表达和生态危机的文学呈现。

《生态文学讲读》花费大量的笔墨，对经典的生态文学文本进行了导读，并在其后设置了专门的“作品阅读导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态批评方法的娴熟运用。其中有的文本分析在国内学界尚属首次。比如在该著第六章的第七节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生平阅历和文学贡献，接下来钩沉和总结了西方学人对高希进行的研究，然后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其代表作《饿浪潮》进行了解读，最终指出：“《饿浪潮》所描写的事物和场景是地球上很多地方的诉求和见证，这是一曲由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不同民族演唱的哀歌，只愿这歌声不要被发展或环境保护主义的浪潮淹没。”19目前国内学界对高希还关注不多，更鲜见对其作品进行生态批评，胡志红教授的引介与评价无疑将促进国内学界对高希的研究。再如作者在第六章第十节指出，阿来“尤其偏爱立足生态整体的立场探究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复杂纠葛，洞悉导致和加剧自然生态异化的深层社会人文根源”。20此处对“诗意歌者”阿来生态情怀的学术定位，也为今后的阿来研究提供新的机缘与可能。总之，该著“导航”可谓新见迭出、精彩纷呈，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在给人们带来了审美愉悦的同时油然而生情感认同。生态批评不单是对世界生态困境的症候式描摹，更着意于症候背后的追根索源，更着意于“文化诊断”与“文化治疗”，21更着意于救赎方案的设计，这一方案毫无疑问是综合性的，其中自然少不了审美批评，而这正是生态文学研究的职责所在。

三、学术担当：价值立场的反思

生态文学的知识生产和生态批评的审美共识，都将基于当下社会的价值反思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也是生态批评学者担负学术使命的体现。

根据王诺的判断，“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22这里强调的“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与既往千百年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判然有别，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偏执化和极端化的矫正和根本调整。在人的主体性地位遭遇压制和禁锢的历史时段，人文主义解放了人，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万物的灵长”慢慢演变为万物的统御者和剥削者，这就滑入了歧途，终于招致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的降临，人类自身也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视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能真正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生存和根本利益。”23生态文学告别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是价值立场的调整———既是文学研究价值立场的调整，又是社会核心价值立场的调整。《生态文学讲读》提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的中心都蕴含着霸权的意味，压制、剥削与掠夺总是其不言自明的题中之义。其实，这种略显激化的学术表达，背后透露出作者急迫的责任意识，即要通过激进化的“放弃的美学”，引导人们“放弃对物质的占有，放弃人的中心性和唯我独尊的主体性”，并“赋予自然存在物主体性”，使其“与成熟的生态学原则或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原则相契合”。24“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无疑是进步的，只不过与“生态整体主义”的概念相比，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毕竟，“真正的生态文学不夸大任何物种和个人的作用，它要探究‘生态结构’所蕴含的奥秘和智慧，警示人类在自然面前既要进取更应懂得顺应，同时还不能放弃维护、优化生态圈的主体性使命”。25这段引文表明，生态整体主义在摒弃人类主义的流弊之后，并未以另一个中心取而代之，而是从整体的价值视域出发，既注重发挥生态诸物种与各要素的积极作用，又强调人类对于保护环境的能动性，旨在使两者融合成为一个生态结构和有机整体。因此，所谓“生态中心主义”内含着一种对人的放逐，这种放逐需要一个合理的限度，毕竟“人类世”的诸多病症还需要人自身来加以疗治，而且到目前为止，文学也仅仅是人的专属，自然要素和生态物种也还在人类文学的关怀视野之内。即便有所谓“后人类”的理论规划，但“‘后人类主义’这一术语中的‘后’（post）恰恰因为‘人’一词而别具深意”，而“‘对人适当的研究’将表明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26我们取消了人类的中心主义地位和特权，但并不能易之以另一个中心，比如生态的中心，而是要努力建构整体意义上的生态结构和系统，让人在其中警醒自我，同时也积极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生态文学对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凸显，为我们列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负面价值清单。在《生态文学讲读》中，作者阐述了美国著名农民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社会批评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对主流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掠夺式的工业技术文明的严厉批判”，27其中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掠夺式工业技术文明皆在负面清单之列。作者还论述道：“对物质消费的无度追逐已成了当下社会的流行趋势和社会大众的人生目标，然而，过度的消费并未让人完善自己，反而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即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个人文精神生态失衡，自然生态退化，人不只是活得累，而且还活得不安全。”28消费对人异化如此，极端物质主义和工业技术理性的消极影响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力量不再是美好生活的加持，反而成了阻碍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障碍，而且形成了形塑整个社会的庞大力量，若不加以警觉和阻遏，人类就将深深陷入牢笼之中，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生态危机更是难有补救的可能。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对生态文学的吁求和对生态批评的呼唤，是基于21世纪的现实语境的，而并非重返前工业文明的“蛮荒”和“自然”状态，更不是反向“逆托邦”（Retrotopia）来寻求慰藉。“美好的过往”可以为我们提供学术思考的资源，但绝对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价值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认为生态文学古已有之的看法值得商榷，那种认定现代病需要过去的良方调治的观点令人生疑。生态文学的语境已然是现代化的现场，或者说它已经处身“流动的现代性”29之中，如果我们要对人类中心主义展开文学的反思，那么这种反思也必须基于当下的场景。“生态文学正是这种反思现代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中，发现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局限和发展模式偏向，于是对日益滋长的欲望动力、科技崇拜、经济理性、消费主义作出深刻反省和批判，但是生态文学并不是反科学、反理性、反发展，而是深入社会发展内部，洞察理性、工具、技术的本质和奥秘，探寻人类可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30比如，土著文化天然地蕴含着生态思想，并非在于其理念之先进，而在于其前工业化之落后。当今文明不能重回“荒蛮”，但可以对其自然化生存的意义加以借鉴，而这种借鉴是难与当下的现实情怀相隔绝的。

生态批评本身是文学研究之一种，它在塑造和引领审美价值方面的作用必须受到重视。环境沉疴频现和生态危机常发的现实给人类太多的震撼，在各种各样的拯救设想中，政治、社会、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分别贡献了各自的方案，那么文学的方案又何在呢？其实，文学当然在促使上述诸多方案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危机症候的描绘上，还表现在它警醒了人的意识、端正了人的思想，并催逼着人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更为关键的是，文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在于审美，审美不仅吸引我们去关注文学符号背后的隽永意境，去体味众生平等、万物和谐的优美景观，还将促发我们达致审美的情感认同和道德共识，促发我们努力构建审美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最终实现“人文世界与非人类自然世界之间的永续和谐共生”。31

当然，生态文学作为审美的特殊样态，向来关注个体生命，这是文学的天然秉性。问题是，我们需要以生态文学为桥梁和纽带，勾连起生态文学的审美共识，以生态文学的价值理念为感召，推动形成生态文学的情感认同。这是时代对文学的期许。卡森（Rachel Carson）指出：“在现今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动力与勇气仍然能发生效用；变化是可以制造的，不是借助战争或暴力革命，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32这就彰显了文学审美的价值，也彰显了个人生命的意义。无独有偶，著名生态批评家默菲（Patrick D.Murphy）的观点也在《生态文学讲读》中得到了援引：“小说人物是现实生态世界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消极无为的旁观者，所以他们不仅要用语言谴责破坏，更要用行动阻止破坏，甚至修复生态。”33这就是行动的力量，是审美价值促成的行动的力量。与社会诸多领域相比，这种力量源自审美的情感认同，会触及人们的心理和心灵，会影响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终将汇成巨大的变革力量。诚如比尔（Lawrence Buell）所言：“就人类如何错误地强制环境而言，与梭罗相比，我们所知甚多，但我们并未以自己的所知而采取多少行动。倘若每个人都像梭罗那样生活，能够拥有他所达到的环境敏感度，那环境问题或将不复存在。”34与其说这是要现代人重返素朴生活的请求，毋宁说这是对现代人以实际行动履行生态文明建设责任的建议，而且是通过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途径提出的建议。

四、结语

诚然，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仍在路上，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厘清，还需要众多学人付出扎实的努力。譬如，生态文学家的生活方式与写作模式还需要总结，生态文学的价值理念还需要提炼，生态文学的精神内涵还需要甄别，生态文学对当下生活的价值提示还需要辨识，生态文学视野中现代化以及人的位置还需要反思，生态文学背后的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还需要检视，等等。在问题的阈限里，我们看到了学术研究的潜在方向。作为生态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胡志红的《生态文学讲读》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并以丰富的批评范例展示出生态文学的研究前景。该著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以专门的知识生产促进了生态文学学科规范的制定，以精到的审美批评锤炼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式，以强烈的担当精神推动了社会价值理念的调整。知识生产凝聚学科共识，学术范式增强审美认同，价值反思激扬行动的力量，这是生态文学激发和动员的结果，也是《生态文学讲读》的重要启示，更是“人类世”审美救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