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韩国非虚构文学发展探析

日期：2023-05-11 09:48

韩国“光复”后，韩国文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韩国文学“展现出韩国独有的民族气息”[1]。非虚构写作是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梳理中外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期以来韩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脉络。这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韩国文学，更为深入地理解非虚构文学。

一、《新东亚》杂志复刊与非虚构文学兴起

“二战”结束后，韩国文学逐步发展。韩国文学界努力“清除以往亲日文学的残余，创立民族文学”,并重新追回“曾失去的自己的语言和文字”[2]207。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非虚构文学开始兴起时，“战后”韩国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随着《新东亚》()杂志复刊，韩国的非虚构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

(一)复刊的时代渊源

在韩国非虚构文学兴起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事件是《新东亚》杂志的复刊。该杂志的复刊有着特定的时代渊源。

《新东亚》杂志复刊与20世纪60年代韩国媒体发展情势密切相关。1962年后，韩国“大力推动了新闻业企业化、商业化发展”,受此影响“6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而报刊社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3]。在社会环境影响下，当时韩国的媒体业逐渐兴盛，报刊定位更为细化。正是在这样的媒体发展情势下，1964年，《新东亚》杂志复刊了。

《新东亚》杂志复刊之所以会对韩国非虚构文学兴起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新东亚》杂志本身的定位有关。复刊后的《新东亚》杂志专注于推动非虚构文学发展，不仅刊发许多非虚构文学作品，而且长年举办非虚构文学作品征稿、评奖活动。可以说，《新东亚》杂志的种种努力，既培育了韩国非虚构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扩大了非虚构文学的受众范围，为韩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东亚》杂志的复刊及韩国非虚构文学的兴起，也是60年代韩国文学思潮流变的反映。韩国学者崔元植指出，“1960年4月市民革命取得胜利后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主要推崇的是纯文学，也就是不受任何社会外界因素影响的文学，而4月革命之后韩国文学具备了‘参与文学’的性格，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了。”[4]可见，社会生活的变化，带来了韩国文学思潮的更迭。而非虚构文学60年代在韩国的兴起，也是韩国当时文学思潮演进的体现之一。在这一时期的韩国非虚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鲜明的“参与文学”特征。这给当时原本由无涉社会现实的“纯文学”垄断的韩国文坛，增添了新的气息。

(二)战争叙事与非虚构文学的最初面貌

聂珍钊认为，非虚构小说的题材“分三种主要类型：历史纪实小说、传记小说和社会纪实小说。”[5]对非虚构文学而言，聂珍钊所概括的主要题材类型也是符合的。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历史纪实题材的战争叙事大量出现，构成了韩国非虚构文学的最初面貌。

由于《新东亚》杂志在当时韩国非虚构创作领域所具有的代表性，该杂志发表的征稿获奖作品，构成了较长一段时期内韩国非虚构文学的主体。60年代《新东亚》杂志征稿获奖作品大都属于战争叙事。第一届(1965)的“最优秀作品”()朴顺东的《蔑视的时代》(),“优秀作品”()李基凤的《从临津江到长白山》(,),第二届(1966)的“优秀作品”朴淑贞的《万岁魂》(),第三届(1967)的“优秀作品”洪正熙的《历史的罪》(,),李基凤的《1950年的夏天和秋天》(, 1950),第四届(1968)的“最优秀作品”洪津宽的《田明雲传》(,),第五届(1969)的“最优秀作品”朴顺东的《岩泰岛租佃争议》(,)等作品，均与各个时期的战争经历相关。创作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族及个体自身的战争遭遇上。

在《新东亚》杂志发表的这些涉及战争叙事的历史纪实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创作者对战争中的韩国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屈的反抗精神的赞扬。《蔑视的时代》中的叙事者在二战中历经亚洲多地，最终参与了解放祖国的行动。《岩泰岛租佃争议》则将韩国人反抗敌国入侵的记忆，向着更早的20世纪20年代延伸，详细呈现了在日本统治下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斗争。60年代的韩国非虚构文学，尽管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却展示了战争中不屈服的个体和民族，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性格。

对于当时长期经历战争的韩国民众来说，当他们参与非虚构文学征稿活动，试着去回顾自身及民族的历史时，战争的梦魇成为了他们首先要倾诉的内容。李晓娜认为，“由于韩国本身国土面积较小，国家历史较为短暂，因此，韩国文化很难形成自身独立的面貌，为提升文化的意义和深度，韩国文学便用自身的行动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拔高和深入探索。”[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可能详细、真实地叙述亲历的战争历史，实际上也是在挖掘民族性格，构筑民族精神，形塑韩国文化。

二、劳动者写作与非虚构文学拓展

鉴于《新东亚》杂志非虚构文学作品征稿、评奖活动的积极反响，也得益于当时的媒体发展环境，20世纪70年代后《每周中央》()、《每周京乡》()、《东亚日报》()等媒体，亦开始主办非虚构文学作品征稿活动或刊发非虚构文学作品，此外还出现了《劳动》()、《对话》()、《劳动文化》()、《劳动解放文学》()等以劳动命名、关注劳动者议题并刊发相关作品的杂志。

媒体机构的扩充并没有让这一时期的韩国非虚构文学失去焦点，相反正如韩国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韩国文学对产业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6]84。产业化的发展既带来经济数据的迅速增长，改变了社会面貌，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关注产业化进程中普通人疾苦的劳动者写作成为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非虚构文学的主体。从聂珍钊所归纳的非虚构文学的三种题材来看，劳动者写作主要属于社会纪实题材。

(一)劳动者写作成为非虚构文学的新面貌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韩国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进城成为产业工人。但是，进入城市的工人却发现，由于劳动力过盛，劳动力价格低廉，他们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像进城之前期待的那么美好，相反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窘迫的现实问题，甚至连生存下去都非常困难。韩国学者用带有“被害、被剥夺、怨恨等色彩”的“被连根拔除的人”[2]400来描绘这一时期无法看到生活希望的贫困的产业工人等深受城市化影响的人们。

70年代《新东亚》杂志发表的征稿获奖作品中，劳动者成为了叙事主体。劳动者写作占据了70年代征稿活动的“主舞台”。第七届(1971)的“最优秀作品”郑玉真的《芝岩里》(,),第十届(1974)的“优秀作品”奇一惠的《租房小区》(,)、高炳善的《爱的风景》(,)、李光福的《没落的市民们》(,),第十一届(1976)的“最优秀作品”郑泰贞的《油饭》(,),第十二届(1977)的“最优秀作品”孔镇石的《古书周边》(,)、“优秀作品”全光景的《外航船》(,)、李尚浩的《无医村和实习医生》(,),第十三届(1978)的“最优秀作品”金大淑的《公交车乘务小姐的工作日记》(,)等，均将饱含深切关怀的笔触，伸向工人的日常生活。

这些作品呈现的工人生活是极其艰难的，如在《租房小区》中半数以上的人租不起房子，《油饭》中公交车服务人员，因无法忍受公司的搜身制度而最终走向精神崩溃。

(二)劳动者写作的介入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国学者认为，到了70年代后期，作家们在描绘“被连根拔除的人”时，“社会学想象力最终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生命力和冲击力”[2]400,但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非虚构文学对普通劳动者的呈现中，我们能看到创作者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思考产业工人的处境，并试图促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决。这体现了非虚构文学的“介入”特征，也显示出非虚构文学的独特价值。

文学“介入”特征的表现之一，就是这一时期的非虚构作品细致呈现了劳动者的抗争过程。上文提到的《新东亚》杂志发表的征稿获奖作品《公交车乘务小姐的工作日记》中，公交车服务人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运用法律与公司进行长时间斗争。此外，柳东佑的《一块石头的呐喊》(,)、宋孝顺的《去往汉城的路》(,)、张南秀的《被抢走的工作》(,)、石正南的《工厂灯光》(,)等作品，也都记述了各类企业中劳动者不屈的抗争举动。《一块石头的呐喊》里，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韩国职员，联合起来对抗剥削职员的外资公司。《去往汉城的路》中，叙事者作为贫困农民的女儿去汉城工作。进入化工企业工作后，生活非常贫困，为了维护工人们的权利，她几次当选工会代表，与公司进行长期抗争。《被抢走的工作》也展现了工厂中的工人，为了获得劳动权益而斗争时，所面临的入狱、被解雇等困境。

这一时期的韩国非虚构文学中，我们能够看到，劳动者的抵抗和不服从姿态，是劳动者写作的主体内容。这也可以看成是60年代韩国非虚构文学表现的战争中不屈服的民族性格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的演变，这丰富了韩国文化的文学呈现方式。

三、媒体多元发展与非虚构文学繁荣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韩国社会状况的深刻变化，社会大众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欲求取代对社会的关心，成为积极追求的目标。”[6]136同时，由于影视文化兴起并成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非虚构创作的阵地也发生了转移，即从非虚构文学走向非虚构影视。非虚构影视剧成为了民众“欲求”的重要表达途径，也引发了一次次的社会热潮。

(一)从非虚构文学走向非虚构影视

观察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韩国非虚构文学的转型，可以看到，媒介更新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韩国学者崔元植认为，“之前是以文学为中心，80年代中后期扩展为电影、话剧、美术等各种体裁。民众文学的方式变得十分大众化。同时也是因为经济条件能支撑起来了。”[4]可见，在媒介技术发展、媒体商业化、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非虚构写作从文学领域，向着影视领域“蔓延”。具有非虚构特征的影视剧，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文艺形态。

8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劳动者写作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黑暗的子女们》(,李长浩导演，1981)、《小邻居们》(,裴昌浩导演，1982)、《寡妇舞》(,李长浩导演，1983)等都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改编自劳动者写作的作品的影片，探索了女性性别认同、代际认同等议题，探讨了底层民众的生活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后，随着更为开放的电影政策的出台，韩国电影开始蓬勃发展，并影响世界。在这些颇具影响力的韩国电影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具有非虚构特征的电影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学者观察到，“韩国具有现实题材电影的历史传统，其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影片尤其引人注目。仅2003年以来，影响较大的取材真实事件的电影就在30部以上——数量之多、描写生活之真实、反映现实之犀利，令人惊诧，更让影迷振奋。”[7]需要看到的是，在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影片”不仅包括根据犯罪案件改编的社会纪实题材，也包括历史纪实或传记题材的电影。同时，正如学者所观察的，韩国电视剧中“一个个故事叙述的是世俗人情的庸常和无奈，其中充满着人类质朴的爱、同情与关怀”[8]。在90年代以来的韩国电视剧创作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具有非虚构特征的日常生活叙事。

(二)非虚构影视的艺术感染力

从非虚构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关注社会现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具有非虚构特征的影视剧，我们能够看到非虚构的创作方式，在新的媒介技术条件、政策环境、文化产业状态下，给韩国影视文化注入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历史纪实题材的《实尾岛》(,康佑硕导演，2003),传记题材的《美丽青年全泰壹》(,朴光洙导演，1995)、《南营洞1985》(1985,郑智泳导演，2012)、《辩护人》(,梁宇皙导演，2013),社会纪实题材的《熔炉》(,黄东赫导演，2011)、《寄生虫》(,奉俊昊导演，2019)等电影，上映后都引发了国际范围的观影热潮，可见其非常契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其中，电影《熔炉》上映后引发了人们对于特殊教育学校中的性侵事件的强烈关注，最终导致韩国修改了相关的法律，制订了被称为“熔炉法”的防止残疾人受到性侵的法律。获得大奖的电影《寄生虫》则直面当下韩国存在的阶层固化问题，刻画了在韩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巨大的阶层壁垒，巧妙地把人对人的经济依附关系比喻为“寄生”,极具社会讽刺意义。

这让我们思考在商业化、视听技术更发达的媒体环境中，如何更好发挥非虚构写作的独特价值的问题。约翰·霍洛韦尔曾在回溯非虚构文学历史时认为，商业化环境下报刊在销量上“为生存而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广泛实验。”[9]具有非虚构特征的影视剧契合普遍观众关注日常生活的心理，能够激发观众的观影兴趣，是韩国影视剧创作中大规模选用非虚构题材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具有非虚构特征的影视剧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深刻思考了社会问题，细致呈现了生活美学，根据影视艺术要求增强了视听效果，并在素材的容量、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再创作。

可以说，非虚构文学在媒介模仿、转化、融合的新进程中，跟随着韩国影视文化崛起的脚步，走向了新的媒介形态下的繁荣。世界观众也因此体会到了韩国普通民众的内心关切，了解了韩国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这一经验是值得中国影视剧创作者思考的，即如何借力非虚构创作方法，让中国的影视剧更真实、贴切地表现广大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更接地气，从而实现更广泛而有效的国际传播。

四、回望与思考

通过梳理中外文献，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韩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也为我们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特征，提供了契机。

非虚构写作体现时代特征。从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来看，中国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回顾20世纪中期以来韩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几个阶段的非虚构文学都是当时民众关切的问题的集中反映。从文学媒介的变迁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韩国非虚构文学主要依赖纸质媒体的传播。而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后，则开始出现非虚构文学从文字作品向影视剧转化的现象。这让我们看到，某个地域的非虚构文学的主题、数量、媒介表达方式等，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

非虚构写作折射民族性格。王轻鸿认为，“中国的非虚构诗学研究通过焕发出中国文论的生机和活力，力图开启一种迥异于‘文学即虚构’文学观念的思考。”[10]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其文学具有“‘史传化’传统”[11]。20世纪中期以来韩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显现出强烈的非虚构特征。在这些非虚构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创作者是如何在回顾战争经历，思索劳动者抗争、反映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抒发个体关切，展现民族性格，形塑民族文化的。这为我们更好理解韩国文学、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