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闯“因特网星系中的黑洞”——希利斯·米勒晚年对电讯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思考

日期：2023-05-21 04:4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希利斯·米勒开始不断思考当前以互联网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电讯全球化时代对文学的冲击以及文学研究和教学应该采取的对策。仅在他30篇左右的来华演讲中，就有近三分之二以“全球化和电讯时代”为主要议题(曾军，2020:104)。过去20多年米勒与中国学术界交流频繁，他所关注的议题也受到中国学者的积极响应。“继米勒的两篇有关‘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发表以及2001年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京举行后，国内学者兴起了一股小小的米勒研究中有关‘文学未来’的热潮。学者们开始关注、思考、探讨、批评‘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文论如何定位、发展’的问题”(罗杰鹦，2006:41)。实际上米勒近些年来对文学命运所进行的思考，已成为新世纪全球文学创作、传播、研究和教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的全球化一直在进行。但20世纪末开始迅猛发展的基于互联网和电子通信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现实的结果是，机遇带来的好处在于当前远远抵不上冲击造成的后果。这样的冲击使米勒非常忧虑，促使他不但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还进一步深入文本，试图通过回顾和挖掘文本的价值来找到文学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尝试以米勒一系列相关演讲和论述为研究对象1,分析米勒晚年致力于探索文学命运和文学研究新方向的苦心孤诣，并且探讨其意义和得失，期待在后米勒时代为该领域课题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电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价值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网络时代，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米勒(1998:157)总结了全球化的趋势和特征，包括“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信和网络社群的发展，以及导致人类感知变异乃至于铸就网络新人类的人类新感知的产生”。随着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的流动以及贸易壁垒的降低，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更具全球视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形态的、具有区域甚至全球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其成员的选择不是按国籍，而是以专业方向为标准，参与者可能来自世界各地。在上述背景下，人对世界和生存空间的感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了解世界，但同时外部世界也非常容易入侵我们的私人空间，使每个人都不得不置身于无所不在的电子网络之中，身不由己地成为网络的一部分，甚至人的作用和才能也必须依靠电子网络才能发挥。

这些都是与文学研究有关的外部因素，它们虽然与文学本身并不一定直接相关，却左右着文学研究的进程和方向。这些变化对文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尽管米勒不愿意承认，但他发现文学研究已经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屏幕和互联网夺走了人们阅读印刷作品的时间和精力；其次，新的电子设备给文学研究带来变革。在电子网络时代，文学论文写作、发表、传播、阅读，包括为了创作论文查阅资料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切都往电子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再次，在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国家和民族观念的淡化，跨语言的比较文学或者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文学研究正在逐渐取代国别文学研究；第四，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研究的迅速兴起，文学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消失了，人文研究也越来越向社会科学领域靠拢，尤其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米勒，1998:157-159)。

从上述几点看，米勒敏锐地发现了20世纪末开始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困境及其原因。米勒(2001:138)一分为二地看待文学研究的困境：首先他接受现状，认为“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同时他也指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这一观点意味着一种对文学研究特质的新认识，即文学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文学研究不能等同于科学研究，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因此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来指导和规范文学研究。西方有很多文学批评的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米勒，2015:12)。米勒(1995:12)一直反对“为了将理论应用到文学作品上，为以一种冷漠的、有政治打算的方式去分析作品从而去读理论”。他强调“文学理论只有在其(施为性地)引导我们正确阅读文学作品时才是有价值的”(王月，2012:150)。米勒重视阅读本身的意义，暗示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基于主观感悟，如果把文学研究理论化或抽象化，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米勒(2016:90)发现了“文学研究”的矛盾以及得以存在的合理之处：“‘文学研究’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这种矛盾的提法将会继续存在，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它发生的话，一定是在我们忙里偷闲，从现实的焦虑中超脱出来的时候”。这段简短而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论述一方面明确表达了“文学研究”是一个悖论，因为文学很难像自然科学一样被研究，甚至也不太容易融入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暗指文学研究都与读者的心理需求相关。这样的心理需求是人力图摆脱现实烦恼、从文学的虚拟空间中获得精神支柱的需求，是源于生活又超脱生活的精神追求。文学当然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文学“研究”也将持续下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米勒虽然反复讨论电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但他并没有对文学研究失去希望，而是竭力为其辩护，试图为文学和文学研究找到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米勒(1998:161)认为文学研究具备三种不可或缺的价值：第一，文学曾经在人类文明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过去的文学，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指引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放弃文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二，研究文学也是研究语言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通过修辞性阅读来分析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特别使用方式。第三，研读文学是直面他者的陌生性和他者性不可或缺的手段。这种他者不仅指不同的文化体系，也包括本文化内部的亚文化。每一部作品都可被视为是一种“他者”,这一点揭示了文学的一个特别属性，即体现为“陌生性”的“他者性”。作品都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表现，承载了特定的思想和文化渊源，指涉了特定的时空背景。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每一个故事、每一段感情、每一道风景等等，都是一个与自己不一样的特定的“他者”,因而值得研究和探索。鉴于文学的上述种种独特的价值，米勒(1998:161)呼吁人们在文学研究和教学时要仔细研读原文，即使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也必须坚持细读作品。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米勒所提出的文学研究的几种价值，可以发现它们主要涉及的是文学在社会、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是文学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际交流的实用功能。至于文学在人主观情感方面的作用及相关研究，此处没有太多提及。其实米勒是一位真正爱好文学的理论家，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文学命运的担忧和思虑。米勒对文学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为它摆脱困境找到一条出路。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喜爱和重视，对于他而言“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和精神分析这些最重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米勒，2001:131)。这样的情感正是已到晚年的米勒孜孜不倦地探索文学意义和出路的原动力。这段话显然也是他对德里达那个著名论断的回应——德里达在其著作《明信片》中指出电信技术王国会摧毁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传统人文学科的领域。用米勒(2001:138)自己的话来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

电讯全球化进程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突破

米勒晚年所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他试图从这两方面来挖掘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0年，米勒即已在 《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了《电信时代的“世界文学”》一文，论及电信时代“世界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后来又多次就相关议题进行阐释。米勒认为电子通信和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传统国家概念的弱化和传统民族文学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文学或世界范围内的某一语言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相应地，就文学研究而言，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的领域会逐渐让位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当然，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身也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和世界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等等。因此，米勒一直致力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相关思想的研究。

米勒(2016:143)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比较文学研究，认为“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并不是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分歧，而在于翻译的问题，这里的翻译是广义的概念。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中心问题并不是‘理论’,而是令人烦恼、难以解决的翻译问题，无论是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还是从一种亚文化到另一种亚文化之间的翻译，都十分棘手”。比较文学会涉及不同民族、文化、语言背景下的文学比较，其成果的有效性、合理性、深刻性甚至原创性都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对其所比较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有深刻的认识，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之处和相互关系。因此，对不同文化和文学的解读或“翻译”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则，比较文学研究就只能流于形式，得到一些肤浅的认识。为了保障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就语言而言，米勒(2016:158)提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不应该以英语为基础，而是应该建立在所需要了解的语言基础上……要发展全球性的比较文学，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研究具体作品时，应该学习相关的语言”。换言之，比较文学的研究不能基于某一特定的语言，强行将其他语言的作品都翻译成该语言，而要充分了解所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米勒还试图摆脱比较文学欧洲中心化的模式，建议发展一种新型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他倡导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欢迎比较文学研究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认为这也是大势所趋。

同时，米勒也在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电子媒体、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电子游戏等现代娱乐性的科技产品广受欢迎出发，米勒(2016:237)认为“人们显然需要这种虚拟的现实。因此，他们才会拥抱技术给他们提供的各种人造现实，不管是印刷的书籍，还是iPod”。有鉴于此，他指出“当今全球化了的文化研究最紧迫的任务，是对这些全球化的基本必需品、这些新的通信设施究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做本土的，然后是比较的、高度经验化的研究”(米勒，2016:239)。另一方面，米勒(2016:258)也注意到世界文学的复兴，并认为“世界文学在近期的复兴，无疑是伴随着经济、金融和新兴的通讯全球化的产生而产生的”。当今的数码科技和全球化既产生了全球范围内文化研究的土壤，也促成了新型世界文学产生的契机。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在电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首先，米勒(2016:239)提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文学研究总是——或者说应当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文学研究试图从其独特性和不同寻常的角度，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而文化研究，就像人类学和社会学一样，更倾向于研究事物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米勒认为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强调和文化研究的兴起，都是学界在传统文学研究模式衰退的大环境中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而采取的对策。他推崇世界文学的研究模式，而对文化研究持谨慎怀疑的态度。文学系被各种名目的“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族裔研究”“妇女研究”“影视研究”所取代，这当然是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文学而言，文化研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它剥夺了文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文学存在的主体性。一方面，“文化研究想当然地认为，纸质文学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了，因为电影、电视、Facebook以及计算机游戏等新媒体已经取代了纸质版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另一方面，“在文化研究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往往被边缘化，这就如同文学在大多数‘做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教师生活中被边缘化一样”(米勒，2016:259-260)。可见，文化研究实际上加剧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米勒不得不寄希望于世界文学研究，对于他而言，世界文学似乎是电讯全球化进程中文学的新出路，也是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同时世界文学也是顺应全球化，让文学得以持续发展的新途径。米勒也考虑到了世界文学面临的困难，如在教学方面，需要解决课程设计、课本出版、教师培训等一系列问题。就创作和研究而言，最大的挑战则包括：翻译的挑战、再现(representation)的挑战以及由界定“文学”的含义而带来的挑战。因为上述种种问题，“世界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反思自己，或者说，它首先应该通过缜密的论证世界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前提以及它存在的价值，来反思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米勒，2016:259-260)。

在剖析数码通讯给文学带来的挑战并且寻求突围之道的同时，米勒也没有忽视新的媒介对文学的益处或者促进。米勒通过研究文学文本的变迁史，尤其是带有插图的小说文本，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实际上是混合媒介，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语言文本和插图文本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复杂的，而“语言文本从一开始就具有多媒体的特征，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形态出现。这就意味着说，那种认为——20世纪从印刷媒介向图形媒介、从印刷小说向电影的变革是巨大的，而且，每一种媒介都需要不同的方法论和阐释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米勒，2016:311-314)。此观点颇具启示意义，即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不仅仅依赖语言文字，而当代的数码科技并不必然是文学的敌人，正相反，文学参与者应该善于利用多媒体和电子网络，灵活地使用新的媒介混合物进行创作和阅读。总而言之，米勒一方面反对科技决定论，竭力探索文学内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强调要利用当代科技，寻找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电讯全球化背景下文学权威性的重塑

为了应对电讯全球化对文学的挑战，米勒尝试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探索和创新，如他对文学权威性之变迁的探讨。他指出文学自古就具有某种权威性，但是这种权威性现在被大大削弱了，因为文学的权威性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而在电子科技的影响下，人们正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做文学阅读以外的事情。文学为什么会有权威性?米勒将目光转向文学作品描述的世界和文学作品本身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涉及文学的本质。在西方文学理论传统中，一般认为世界先于作品而存在，文学的权威性源自文学对现实的真实再现。然而米勒(2016:115-116)认为文学的权威性来源于“文学作品在成千上万个读者心目中所产生或者开辟的虚拟的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是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别的、自成一体的”。由此可见，文学的权威性其实也是文学独特的虚拟世界对人内心的影响。米勒(2007:118)认为文学是真实世界之外的想象世界，经过想象者的艺术加工而产生，“每部文学作品都告知我们不同的、独特的另一现实，一个超现实”。这进一步说明文学作品的神奇之处就是它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虚拟的现实，而读者只能了解作品所揭示出的虚拟现实，无法知晓作品没有涉及的部分。 “隐藏起一些永远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特点”(米勒，2007:134-135)。一般情况下，人无法挑战文学，即使它描绘的世界是虚拟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学能够深入人的心灵和情感。只要人在感情上认同某一部文学作品，该作品的地位就不可撼动。同样，只要一部作品对人情感上造成了影响，它的权威性就树立了。反过来说，文学权威性的崩溃则可能有两个诱因：其一，从外部因素看，越来越多的人被其他媒介吸引过去，不再接触传统纸质文学和经典作品；其二，从内部因素看，读者在情感上不认同文学，不认同文学中的虚拟世界。而这两个因素往往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而加剧了当前文学权威性的丧失。

米勒还将文学权威性与营造虚拟世界的文学语言联系起来，从文学语言的施为性或述行性出发，解释为什么文学能使读者产生信任并行使其权威性。“自20世纪 80 年代以来，米勒……转向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文学不是一种记事工具，而是一种做事行为，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肖锦龙，2020:115)。作者的权威性“通常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方面，作者本身已经赋予了自己一种表述的权力(constative power),一种讲真话、准确再现他们周围的社会的权力。另一方面，作者本身也被赋予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述行性权威(performative authority),也就是说，雕琢词句，使之能够像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一样，使用语言做事，这样，它们才会在读者身上产生影响”(米勒，2016:130)。简而言之，“文学的权威性源于对语言的艺术性使用，以求达到一种述行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一种信赖感”(米勒，2016:133)。在米勒眼中，这种语言的巧妙运用就是用“述行性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做事的方式。米勒在此明确指出，文学的权威性不只是作者或作品对世界的表述和呈现，还在于作者运用语言对读者身心的影响。文学语言不仅能够描述世界，还能够改变世界。读者不仅能够欣赏和理解作品中的世界，对作品产生情感上的认同，还能在作品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该观点认为文学“不是一种记载人类现实活动的工具，而是一种制作或生产现实图景的行为”,这“彻底推翻了过去源远流长的工具论文学观”,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模式(肖锦龙，2020:110)。

在对抗电讯全球化对文学的冲击时，米勒不仅从理论上重释和强化文学的权威性，还试图通过读者在阅读实践中的情感体验来进行论证，并提出了几种阅读模式或方法。米勒(2007:173)认为阅读的过程应是一种“癫狂”的情绪状态：“如果……每个文学作品都打开一个独特的世界，只能通过阅读该作品才能到达它，那么，阅读就应是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情感、想象，在词语的基础上，在自己内心再次创造那个世界。这将是一种狂热、狂喜，甚至狂欢，康德称之为‘癫狂’”。在这种完全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下，每个读者根据某一部作品所产生的想象世界对该读者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是阅读文学作品应有的体验，也是文学的价值之所在，因此“要天真地、孩子般地投身到阅读中去，没有怀疑、保留或者质询”(米勒，2007:175)。除了“天真的阅读”,米勒还提出“错时性阅读”或者“当下性阅读”(anachronistic reading)的概念，探寻新的有意义的文学阅读模式。他主张将过去的文学作品纳入当下读者自身的语境之中，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并认为可以将过去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在读者的命运密切联系。米勒不认为读者把自己置身于作品中的世界去理解作品是一种好的文学阅读方式，相反，他认为读者应该将作品纳入自身的思维框架中，这样才能发挥文学阅读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把文学作品放入当下这个环境，来进行‘修辞性阅读’,那么，它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最重要的作用，训练我们辨别谎言、意识形态之扭曲，以及那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迎面扑来的媒体中所隐含的政治企图”(米勒，2016: 332-333)。米勒一向推崇“修辞性阅读”,认为虽然当代文学创作与欣赏已不仅限于文字，还混合了图像和音乐，但是“修辞性阅读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本的阅读方式，将仍然是文学研究、文学教学以及文学写作最好的方式”(苏勇，2017:175)。因此近年来米勒开始致力于探索混合媒体作品的“修辞性阅读”,这也可视为他维护当前新形态下文学权威性的努力。

综上所述，对米勒而言，阅读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文学的述行性能够让读者进入并且全面接受所进入的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空间是作者和读者通过文字或者图像化的文本共同建构的，也是文学权威性的根源。文学不仅能够描述而且能够改变人及其所处的世界，这种认识开创了电讯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米勒文学探索的反思与展望

晚年的米勒无比留恋曾经辉煌的纸质文学阅读与鉴赏，竭力表现传统文学阅读的魅力，但他也意识到，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的学术志趣——从早年的由物理学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到后来的竭力探寻新时代文学的价值和维护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童年阅读的美好体验。他觉得自己窥探到文学魅力的真谛，这种感觉几十年来一直未曾改变。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不在意文学的作用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文学研究造成冲击的首先是伴随着新媒介出现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研究。米勒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文化政治运动的崛起，致力于解构批评的米勒受到强力批评，被认为他的理论具有“虚无色彩以及漠视政治、社会、历史的倾向”(张旭，2020:93)。而米勒则认为自己一向都是某种文化批评家，他自称一向关心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对文学的文化作用很感兴趣(张旭，2020:93)。这表明米勒并非不关心文学文本以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只是没有用文化政治的模式来进行文学批评。也就是说，作为解构主义者的米勒并没有天然地将文化研究当作对手，虽然解构主义理论本身对文化研究模式的合理性具有潜在威胁，即解构主义理论不认可后者所主张的“存在着具有同一性文化身份、种族、性别等自我统一的概念，认为无论是霸权文化还是边缘文化都是统一而同质的实体”(申屠云峰、曹艳，2011:187)。因此，米勒虽然也关注文化，但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矛盾难以调和。

近年来，米勒致力于对抗电讯全球化对文学的冲击，拯救文学的传统价值，他进而认为文化研究是在伤害甚至颠覆文学。米勒之所以反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政治保持距离，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通过自己的阅读实践，他坚信文学的主体地位和不可替代的精神作用。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加强文学研究的影响，如他所擅长的比较文学框架内的修辞性阅读和对文学语言的述行性解读。但是，他体验到的文学世界现在却面临着新的强大挑战，这种挑战就是电子网络时代的全球化。如果说米勒当年和艾布拉姆斯的论争还只属于两个资深文学爱好者和学者对文学理解方式的分歧，并未真正试图挑战文学的权威，如果说文化研究虽然往往将文学作为批判对象，但还在时不时地提到并分析文学，那么在电子网络时代，人们已开始无视文学了。这种无视可能是致命的，当无人再想到文学或者需要文学时，文学就会真正走向消亡。

文学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让米勒深感忧虑，近年来他不断著书立说，探讨全球化对文学的影响及应对方案。概而言之，米勒对抗全球化对文学负面影响的武器就是利用电讯全球化手段寻找传统文学的价值，同时也力图通过强调文学的传统价值来间接地摆脱文化政治对文学研究的侵蚀。米勒求助于“天真的阅读”,这是他不得已而提出的方案，希望借此帮助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其初始价值，从文学本身寻找文学的新生命。此外，米勒积极探索文学阅读在现实中的作用，尤其是修辞性阅读的方法有助于人们对抗新型媒体中的谎言与虚假言论。与此同时，米勒意识到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尽可能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促进文学的创作、教学、传播和研究。就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主题而言，米勒倡导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这一见解给当前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并带来新的契机。

总之，米勒对电讯全球化进程中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困境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思考，这是他70岁以后最关注的课题。在2016年他还出版了《文学思考的洲际对话》(Thinking Literature across Continents)一书，再次阐述了相关论点。但是，当我们回顾米勒过去20年中对相关主题的探讨时，可以发现就应对电讯全球化对文学的冲击而言，他尽管反复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性的思考，但还未来得及充分发展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批评途径，因此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例如，就文学的权威性而言，米勒指出文学的权威性来源之一是作者艺术性地使用语言和读者的情感认同，但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此外，他提出互联网时代的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会让位于世界文学，但并没有系统分析这样的世界文学有什么特征，以及以什么样的手段展开研究。“文学的多样化是世界文学的前提……目前的世界文学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张叉，2021:21)。因此世界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还需要有志于此的各国学者共同努力。对米勒而言，“天真的阅读”似乎应是文学阅读的根本方法和目标，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探讨“天真的阅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没有解释“天真的阅读”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或为何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种阅读模式尚难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对象，也较难在学术层面得到广泛认同。同时，米勒虽然倡导“天真的阅读”,但还是无法用“天真的阅读”对抗“批判的阅读”,只好求助于源于解构批评的、比较文学模式下的“修辞阅读”。然而，修辞阅读也是一种剥夺天真性的阅读模式，因此米勒提供的阅读方法还是去神秘化的、批判的。

结 语

米勒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积极思考文学的命运，非常有洞察力地指出了电子通信和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文学的严重冲击。为了应对冲击，他积极探索文学的出路，并且就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向，为21世纪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门。但他的溘然长逝使得其旨在找到有效的新时代文学研究出路的努力成为未竟之业。对于电讯全球化的演变、文学在新时代的命运、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如何进一步探索以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米勒之后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