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 QQ:99515681
  • 邮箱:99515681@qq.com
  • 工作时间:8:00-21:00
  • 微信:codinghelp

您当前位置:首页 >> 其他其他

日期:2022-06-22 08:35

新文学的诞生距今已逾百年,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学实践,特别是白话本位的文学语言伦理及其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建构之复杂关系,是每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语言编码过程,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及其伦理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构成了文学的唯一实在。何谓“伦理”?“伦”即关系,“理”即道理、规则,“语言伦理”既可以从形式的角度将其理解为具体的语言符号组合方式,也可以在抽象意义上将其看作深层的意义生成方式和生成机制,因为一般而言,语言并非直接反映现实,而是通过符号和符号构成的组合关系建构意义世界,这种语言的组合关系即语言伦理。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本质性能力,作家则尤其如此,但是语言伦理的生成又深受社会思潮、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文学内部的自动生成过程。整体而言,大众本位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基本伦理。新的文学语言伦理的辩证生成,其本质是新的文学审美建构的开始,语言伦理的变化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美学景观,并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和美学品格。

一、白话本位与新文学的发生

“五四”新文学运动又称“白话文运动”,可见语言变革之于这场文学运动的基础性意义。白话文运动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文言的主流地位,并整体性地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貌和美学品格,真正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称为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似乎并不为过。

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肇始于语言变革具有一定偶然性,这从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即可得知;然而,这并不能遮蔽白话文运动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因。事实上,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原因,也许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到了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1这些“大大的流行”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民初小说的恶感,这既构成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更是其逻辑起点。

对于民初小说的语言,学界鲜有深入研究,只是笼统地认为“文言俗语相间,汉语英文夹杂,官话方言并行”2,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白话文兴起的另一更直接的动因,则是骈文小说的“异军突起”,学者刘纳将这一现象称为民初小说的“奇景”。骈文本是一种古老文体,民初的突然兴盛有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是,作为现成的反面教材,骈文小说的确构成了新文学变革的最好“藉口”。胡适把“文胜质”作为文学堕落之根由,其所指主要就是此时的骈文小说,其中最受诟病的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其实,《玉梨魂》实属民初骈文小说“第一流作品”3,其语言骈、散结合,艺术水平远超当时一般骈文小说。即便如此,刘半农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呻吟”也确为中肯之论,事实上,这种语言风格不独《玉梨魂》所有,而是民初小说语言的一个基本事实。

针对民初小说语言这种矫揉造作、柔靡妍丽,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便有了“靶子”,这是新文学运动首先指向语言变革的根由之一。无论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还是胡适的“八事”,几乎条条都是针对文学语言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同时他又认为,白话文学应“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4就一般日常语言伦理而言,胡适的白话主张没有问题,但从文学语言而言,“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则恰恰是违反文学语言伦理的。按照胡适这一语言伦理,不可能“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也就更不可能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之“唯一宗旨”。胡适的理论武器是进化论即“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并由此提出了“死文字”和“活文学”概念:“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它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5胡适的论述似乎很有力量,但在逻辑上却未必站得住脚,“活的工具”是否就一定是适合的“文学工具”?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

客观而言,胡适的语言伦理有其特殊时代语境。“五四”一代学者普遍把文学革命看作思想革命的先导,这是时代的共识。胡适很早就意识到“文字是文学的基础”,但其提倡白话文的初衷在于为中国的政治、思想打下“革新的基础”,“五四新文学从语言变革入手,旨在破坏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情感系统,造成了传统文学的解体”。6因而,陈独秀、胡适“白话文学观”的核心在“白话”,而不在文学自身。

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从语言入手,提出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理念,触及“新文学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为新文学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胡适关于文学语言的观点,只是“粗浅地触及”文学语言等“文学上根本问题”7,陷入了“只考虑口语忽视文学语”的“口语中心论”8,无疑是一个“过于简捷的判断”9。穆卡罗夫斯基曾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诗的语言”,并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10。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其着眼点、出发点是“诗的语言”,而胡适的论述更多停留在“标准语言”层面,未能真正深入文学语言内部,胡适超越前辈的地方在于,其明确意识到“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自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11。事实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就客观上远远超过了胡适的“标准”,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白话本位的确立,彻底废止了文言文学的主流地位,彻底打破了文学的“精英化”藩篱,白话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并带来了中国文学心灵和精神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中国文学整体性呈现出自由化、世界性审美倾向和美学气质;但是也应看到,白话本位的语言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本位语言伦理的形成和审美风貌也带来了一种潜在的复杂影响。

二、大众本位与文学民粹主义

在一定意义上,胡适的白话本位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门,特别是其“建设一种浅近的,明瞭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12理念,客观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大众本位的形成提供了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20年代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在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历史演进中,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发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主导性文艺思潮。

20世纪30年代持续展开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有其复杂背景和深层动因,但是应该看到,“文艺大众化”有其特殊的时代诉求。事实上,早在20年代中期成仿吾就提出了“民众艺术”的概念,只是影响甚微。“文艺大众化”反映在语言伦理上,则是“五四”时代已“预留”的语言大众本位与3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合流,“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13几乎是文艺大众化的“共识”。文艺大众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之大众本位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

语言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编码的规范化,语言伦理的变化是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合力造成的。民粹主义是20世纪中国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从民间文化和大众中寻求现代化的动力”14。民粹主义因与启蒙主义缠绕共生,从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民粹主义实为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一种“隐性结构”,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大众本位。瞿秋白是30年代初民粹主义文艺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深受苏联“拉普”文学的影响,并较早提出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命题。系统考察瞿秋白文艺思想即可发现,其核心命意并非语言的“大众化”,而是“革命文艺”,也即瞿秋白是在“革命文艺”视域下考虑“大众化”问题的,目的是用“大众化”来规约和达成“革命文艺”的初衷。《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了瞿秋白对未来中国文学的方向性思考,这是由瞿秋白兼具文学家和政治家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在这篇长文中,瞿秋白明确提出“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造成新的群众的语言,新的群众的文艺”,这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了十年。众所周知,瞿秋白一直对“五四”白话和“五四”文学持尖锐批评态度:“五四式的所谓白话文,其实是一种新文言,读出来并不像活人嘴里说的话,而是一种死的言语。所以问题还不仅在于难不难,而且还在于所用的文字是不是中国话—— 中国活人的话,中国大众的话?”15瞿秋白甚至认为“五四”白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并多次指责“旧小说式的假白话文”和“五四式的假白话文”。鉴于此,瞿秋白提出了“文腔革命”“第三次文学革命”,其要旨皆指向文学语言问题,即“澈底的俗话本位的文学革命”16,在这一点上,瞿秋白与胡适极其相近,他们都把未来新的文学语言说成“活人的话”。瞿秋白把“用什么话写”看作大众文艺也是中国未来文艺的首要问题,这与胡适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文艺大众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将“五四”“人的文学”引渡到了 “工农兵文学”的新时代,并最终整控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向和美学品貌。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40年代初又更具针对性地提出了“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7 ,在稍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更是对文艺创作的语言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许多作品不但“语言无味”,“而且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18毛泽东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持续思考,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艺发展情况的一个基本判断,同时又为未来中国文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性要求。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直接开启了“工农兵文学”的先河,“《讲话》的工农兵方向与革命大众文艺运动的大旗的底色是瞿秋白精心涂抹上去的”19。瞿秋白、毛泽东对文艺大众化的论述,皆把语言看作大众文艺的“先决问题”。从4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开始大规模重构语言新伦理,随之,在审美风貌上开始整体性向民族化方向转型,这一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尤为明显。

历史选择赵树理来体现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有其历史具体性。他的小说作为某一类型文学存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恰如他后来所说:“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段描写都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单独的描写文字,你要是写几页风景,他们怕你要写什么地理书呢!”20赵树理曾经把“五四”后的中国文学概括为“两个传统”:一个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另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21显然,赵树理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民间传统”,最典型的是小说《登记》: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赵树理之后,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民间传统”逐渐取代“新文艺传统”的过程。

文学话语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序列组织结构,新的话语场域和话语规则得以建构,恰如汤普森所认为的那样,一种话语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建构性结构”产生“持久的气质系统”,而这种“持久的气质系统”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整体性文学风貌。22大众本位的语言伦理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机制和美学品格的形成。为了强化大众文学的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前后组织出版了“大众文艺丛书”“工农兵文艺丛书”等大型丛书,实则是未来中国文学的样本。单纯从语言层面观之,“五四”形成的较为开放的现代文学语言伦理进一步遭到了全面质疑乃至清算,一种更加适合工农兵阅读口味的语言伦理借助政治力量得以确立。以小说为例,大众化、通俗化的日益主流化,逐渐改变了“五四”时期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文学格局,心理小说、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等现代小说体式逐渐被故事性更强的章回体、评书体、英雄传奇等传统小说体式取代,建立在个体情感体验基础上的“五四”文学传统重新被一种集体意志取代,而那些稍带个体性风格的作品则受到质疑和批判。甚至为了更好迎合工农大众阅读习惯与审美口味,许多现代作家不得不纷纷修改“旧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那些过于个体化、文人化的文学语言修改为更为通俗易懂的工农大众语言。

客观而言,大众本位的语言伦理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事实上,从30年代左翼文学开始, 一种新的文学场域与语言伦理得以生成,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大众本位的文学语言基本是一种描述性、外倾性语言,明确、简洁、清晰,遵循的是一般日常语言规则,即语言的外在逻辑,语言之间张力较小,难以表达非语言经验,这直接导致当代文学文本审美结构的平面化、浅表化。特别是伴随着大众本位语言伦理的主流化,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语言风格粗糙化、文体形式粗陋化、审美品貌粗粝化,以及简单、实用的价值追求,都与“大众化”这一核心追求密切相关。大众本位的语言伦理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的逻辑前提,更是其必然结果。

三、先锋小说与文学语言伦理的重构

语言意识的觉醒是语言伦理重构的前提。大众本位语言伦理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的非审美性,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语言伦理排斥作家的审美直觉和个体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启发下,伴随着文学理念从“认识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转变,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又一次从语言变革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伦理得以重构。

新时期作家明显感到,原有的语言伦理和语符系统已不能充分表达新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中国文学需要寻找自己新的‘精神语码’”23,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语言体系。文学语言在经历了白话本位、大众本位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回归文学本位、个体本位。在创作领域率先思考并打破传统语言伦理的是王蒙。作为“更自觉地意识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24的作家,王蒙1980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充满探索精神的小说,在语言层面率先打破了“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惯例,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子。(《夜的眼》)

咣地一声,黑夜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春之声》)

很少有人从语言层面上关注王蒙这两篇小说,事实上,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从《夜的眼》开始,王蒙小说的语言风格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可以说《夜的眼》开启了新时期文学话语重构的先河。一般认为,文学语言具有“语义”和“体验”双重品格,与“十七年”文学相比,王蒙此时的小说语言显然更注重体验性,是一种高度感觉化、主观化的语言,扩大了语言与意义之间的距离:“旨在冲破常规语言的局限,创造一种以感知而不是告知为其主要功能的艺术语言,以变异的艺术符号寄寓自己的感情,以之启发和激活读者的联想和想象。”25王蒙小说语言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明确“意识形态性动机”,即对大众本位语言伦理的解构和颠覆,冲破了语言个性化、审美化的封闭疆域,故意割裂、延宕“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强化了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超意义性。

王蒙的探索启发了稍后先锋作家的语言自觉。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中,将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语言方式概括为“形式主义的表意策略”,其本质是“通过语言修辞策略来转化被压抑的表达欲望”26,可能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建立在主观化和自我化理念基础上的新时期文学,内在地要求着语言伦理的主观化和审美形态的个体性。其实,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已开始思考小说语言的表现力问题。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传统文学语言伦理遭到了全面质疑:“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 它是‘意思’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 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对岸去的桥或船, 它本身就既是河又是岸。”27余华认为,当代小说充斥着太多的“日常语言”,即“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为此提出了“不确定语言”28的概念以对抗语言的大众本位。同时,先锋作家把语言置于文学创作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文学是语言学”的命题,提倡语言的游戏性和超意义功能,在这一方面,余华的《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吕新的《南方遗事》《中国屏风》等,都是先锋文学语言变革的典范作品,“先锋小说家……给予语词的自律动作以极大的自由能动性,这表明了先锋小说所具的新的语言观念”29。先锋作家掀起了一场重构知识分子文化话语的美学运动,文学语言成了一套多功能多层面的审美符号系统,带动了新时期叙述语体的转变,进而改写了新时期小说的审美风貌。

托多洛夫说“诗学所探索的是文学语言这种特殊语言的属性”,文学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除了描述性关系外,更多的则是一种虚拟性即想象性关系。新时期以来,从大众化到个性化,从工具论到本体论,中国文学语言伦理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完成了新的重构。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真正在自觉的意义具有了“诗学”性质,先锋文学以“个体化”“内指性”为主要特征的语言实验,把新时期中国文学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层面:“不仅中国小说语言的表现力、可能性、丰富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且以语言为契机中国文学的面貌和中国文学的观念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观。”30 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学语言伦理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自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新时期文学的表意系统,进而促进了中国文学整体审美风格和审美品貌的转变。

维特根斯坦指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伦理和语符形态反映的是现实与文学的关系。20世纪中国语言伦理的流变,特别是新时期作家对传统文学语言伦理的质疑,标志着试图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理解和联系,即寻找一种新的表意形式。但是,在更高层次上,语言伦理的改变意味着审美意识和审美方式等精神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伦理的流变,其实质是20世纪中国心灵和精神图景的演变过程。


相关文章

【上一篇】:到头了
【下一篇】:没有了

版权所有:编程辅导网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方式:QQ:99515681 电子信箱:99515681@qq.com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内容从网络整理而来,只供参考!如有版权问题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