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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2-11 09:39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各个阶段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介绍分析, 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从而获得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积淀、美感体验和人文精神。2005年2月25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钱志熙先生的《古代文学教研要重视文体学》, 文中强调了文体对于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除文体形式之外, 还需要注意文体功能、作意以及一些特殊的写作格式。[1]宋元明清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跨越时段长, 涉及文体复杂, 除传统主流文体诗、文外, 还包括在这一时段达到鼎盛的词、曲、小说等。而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 即先秦、秦汉、魏晋、唐代文学部分, 学生对诗、文就应该有了足够的认识。

一、宋词教学中的格律及其他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 汉之赋, 六代之骈语,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宋词被认为是足以代表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种文体, 宋词与唐诗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但相较而言, 人们对宋词的喜爱和接受度远不及唐诗, 这种情况在中文专业教育中也同样存在。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多种多样, 如我国的童蒙教育主要以《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为主, 同时中小学教材中唐诗的数量也远超宋词。当然, 这更与词的文体性质密不可分:首先, 词是一种歌唱文学, 与音乐的结合度相当高。“到了五代时期, 词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 有自己的诸多词调。音乐性是这一诗歌类型的标志性特征, 将它与诗区别开来。诗, 也可配乐和演唱, 但通常并不这么做。早期的词, 总是配乐并演唱。”[3]然而, 时过境迁, 今人所接触到的词完全是脱离了音乐性的纯文本;其次, 词是一种着重抒情的文体, 以“要眇宜修”为主要特色, 因此脱离开具体的时空环境, 在解读过程中会出现障碍和“言不尽意”的情况;最后, 诗、词都有格律要求, 诗句对称整齐, 朗朗上口, 便于记诵, 而词句则长短不拘, 在脱离格律时往往存在更大的记诵困难。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有如袁行霈先生等前辈名师提出“治文应晓韵”的观点, [4]“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术, 如果拘于字句的表层意义, 而不能品尝出声韵之间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 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咏的重要, 在吟诵涵咏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 得诗人之用心。”[4]近来, 由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 有关中国古诗词的话题讨论遍及海内外。中山大学张海鸥先生提出, 希望高考增加一道格律诗词常识题, 拟从中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培养。[5]对于中文专业大学生来说, 诗词格律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具备了相关的知识, 才能体会到词中的音韵之美, 并更深切地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因此, 在课堂上教师应讲授基本格律知识, 如王力先生《诗词格律》等也应被列为专业必读书目, 而不只是某些诗词鉴赏辞典。龙榆生《唐宋词格律》“满江红”之下有“一般例用入声韵。声情激越, 宜抒豪壮情感和恢张襟抱”“姜夔改作平韵, 附着于后, 则情调俱变”。[6]如果对格律知识毫无了解, 必然无法弄清此处所言“入声韵”“平韵”等概念, 更无从得知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的激越豪壮与姜夔《满江红·仙姥来时》的婉约清疏以及差异产生之由。同时, 词牌与词谱也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如《雨霖铃》之于唐明皇、杨贵妃, 它们也是文学史中应该涉及的背景知识, 借此能够更好地理解词意。不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前一些文学史教材还有需要改进增加的内容。

“知人论世”是文学鉴赏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对于宋词来说也不例外。同时, 在词的学习过程中, 还应把握前人提出的各种概念和评价。此时, 教师当然作为传统授业者的角色出现。在单纯依靠语言、文字等传统方式介绍作者生平、创作背景等之外, 还可以通过在目前网络时代较宜获取的图片、视频等音像资料还原词中场景,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本身。文本接受是读者从可以感知的语言层面深入作品内部, 获取丰富的意义信息的过程, 其中最主动积极的莫过于读者的文学积淀和情感体验。“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讨源, 虽幽必显。”[7]此时, 教师不再是单纯的解密者和话语中心, 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索队伍的领导者, 特别要避免“一言堂”和“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诗词有其自身的文体特点, 表情委婉, 意蕴深厚。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提出, 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语言学批评时不必严守句式规则, 因为在汉民族的思维和语言中心理成分渗入过多, 必须借助心理学的方法且以较疏略的句法去分析。[8]“诗无达诂”, 作为言情诗体的词更无。对一首宋词的解读, 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进行, 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答案, 只存在合理、周延与否。但此时教师必须起到监督者的作用, 确保学生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 不过度诠释, 也不望文生义。

二、新时期古代戏曲的接受

戏曲是一种融合了服饰、化妆、歌舞、器乐、武术、杂技等多种元素的艺术形式。在我国的传统文艺作品中, 对于今人来说算是最阳春白雪的一种了。“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凝固在时间中的文献记载中, 我们最多只能知道演出乐器、表演场所、演出内容等基本事实。演出的实际情形, 则再也无法复原。面对现存的这些文本, 我们犹如置身迷宫之中。戏曲是一个绝佳的例子。”[3]目前, 就古代戏曲学习而言, 文学史主要强调元明清戏曲发展史, 作家、作品的地位和影响以及结构、角色、成分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文学作品则直接搬出戏曲文本或片段。由于脱离了舞台这一特定环境, 同时存在着遥远的时空距离, 作为受众群体的大学生常常对戏曲感到陌生, 甚至完全提不起兴趣。

针对这一问题, 还原戏曲的场景和语境,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种艺术形式是关键。具体有两种操作方式:第一, 依靠多媒体技术, 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在讲授过程中播放相关戏曲片段, 做到声像结合, 以今鉴古。如讲授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时播放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西厢记》片段, 讲授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时播放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片段, 以及诸如此类融文学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经典剧目。以此让学生理解戏曲的环境氛围、人物设定、故事情节等, 让停留于字里行间的东西借助视觉感官活起来, 并通过视觉享受牵引阅读视线, 激发阅读兴趣。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还必须向学生解释古今戏曲表演方式和文辞表达等存在的龃龉之处;第二, 采用参与式教学法, 引舞台入讲台。在讲授过程中, 安排学生对戏曲文本进行演绎,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元代关汉卿《窦娥冤》中的“窦娥”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 “比窦娥还冤”时至今日仍是民间惯用俗语, 但窦娥为什么如此冤呢?通过角色扮演、文本演绎让停留于教材上的内容活起来, 不仅能让学生因身临其境而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 还能让学生在活学活用中更好地掌握相关文学概念。但由于学生并非科班出身, 所以原本的“唱词”只能用“说白”的方式来进行, 并淡化表演等细节部分。

元曲是同唐诗、宋词并列的“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先生曾说:“往者, 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 状物态, 词采俊拔, 而出乎自然, 盖古所未有, 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2]婉转的唱词、优美的意境、高雅的情怀使戏曲有着广阔的艺术内涵和审美价值。“文学即人学”, 虽然时过境迁, 但千百年来人性相通, 因此美感体验在欣赏与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戏曲往往能勾起人们对纯真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趣味。同时, 戏曲还是中国文坛的一朵奇葩, 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2000年南京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上, 日本京都大学赤松纪彦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前田尚香小姐联袂表演了昆曲片段, 圆润的唱腔、娴熟的演技、地道的招式赢得了场上观众的阵阵掌声, 令国人大有自愧弗如之感。2001年, 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批入选者, 也是中国唯一入选项目。因此, 在讲授戏曲的过程中, 还应结合它在今天的地位、影响和传播状况等, 上升到继承传统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伟大高度。

以“教”为手段, 达到“育”的目的是教育题中应有之意, 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培养, 更关涉价值观的塑造以及人生其他宏大命题。“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要求之下, 在高校教育因“实用功利主义者”泛滥而备受指摘的今天, 关于“本”与“末”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育执行者的我们是否理应多加考量。

三、读图时代的名著阅读

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指出:“最有可能借助精细的文本分析, 实现趣味培养及技巧传承的, 当属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9]然而现实情况是, “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 至于具体作品, 对不起, 没时间翻阅, 更不要说仔细品味。”[9]文学作品是文学史学习的基础, 但在今天以文学史为经, 文学作品为纬的教学模式下, 学生对文学作品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河北省高校人力资源现状及未来发展研究”课题组对某重点大学的86名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 其中只有四人完整地读过“四大名著”, 一半人没有读过, 以后打算读的占一半, 但前提条件是要看自己今后有没有时间。[10]按照这个比例来看, 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约占5%。事实上, 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 如教材编写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最常使用的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 明代小说部分仅收冯梦龙作品三篇, 清代小说部分仅收蒲松龄作品四篇, 它们皆为短篇小说。该书未选录大部头作品的原因当然是囿于篇幅, 避重就轻实属客观条件限制, 但这会给学生造成教材未选录所以不重要的错觉;又如网络科技带来的弊端。“读图时代”“快餐文化”等常常被用来形容时下社会风貌, 人们喜欢视觉享受, 习惯片段阅读, 而那些被称为“四大奇书”“四大名著”的古代小说, 每一部都长达几十上百万字, 并且文言文是主要书写方式。五四时期, 胡适、鲁迅等人提倡白话文革命, 使得后人对文言文的接受程度远不如前, 其中还包括较多接受专业教育的本科学生。遑论这些经典名著往往牵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渊源。相较而言, 现当代小说和外国小说则因文字上的障碍较少, 更接近今人的生活环境或玄幻有趣而得到了更多的青睐。

多年前, 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分别开设的两门学科专业课。但由于课时量减少, 近年来以文学史带作品选成为了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教学方式。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先生曾对中国内地部分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设置情况进行调查, 只开设文学史, 未开设作品选的占绝大多数。[11]然而, 离开作品的史正如“无米之炊”, 原典阅读是教学和研究的基础, 对于无法在课堂教学时间迅速完成阅读环节的小说来说尤为重要, 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针对这一问题, 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在教材编写过程中, 宜节选“四大奇书”“四大名著”中的精彩片段, 这样既便于教师在提及文学史中的相关内容时进行引证, 又可以此为切入点勾起学生对原著的阅读兴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限于课堂教学时间, 教师可将原著布置给学生进行课后阅读, 并提出相关问题让他们去书中找寻答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问题+解决”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 它能使学生从精神紧张的“问题阶段”跨越到轻松的“解决阶段”, 从成功的获得感中寻找到读书的愉悦感。如在讲授《红楼梦》时, 教师可先提问学生———贾宝玉最终娶了谁?林黛玉的结局如何?如果未读过原著, 或仅看过87版电视剧《红楼梦》, 学生可能会得出这一普遍为世人所接受的结论———贾宝玉最终娶了薛宝钗, 林黛玉在他们大婚之时病死。其实, 现存曹雪芹《红楼梦》止于第八十回“懦弱迎春肠回九曲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12]并没有写到贾宝玉最终娶了谁和林黛玉的结局如何, 只有相关暗示提及宝玉与黛玉并未成婚, 黛玉死于非命。实际上, 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相关情节来源于高鹗续后四十回, 其内容设置是否符合曹雪芹本意目前学界尚有争论。这种设疑式的教学法不但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提高了他们为解决问题而阅读原著的几率, 还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文学史中的版本问题, 可谓大有裨益!

传播学认为, 实现有效传播的第一步是信息能够顺利到达受传者。在教学过程中, 运用能够引起学生关注的素材无疑有助于实现这第一步。近十几年来, 网络文学成为了一种非常兴盛的文学形式, 其中也诞生了很多改编自名著的经典文本。现代大学生对网络的兴趣普遍颇高, 因此网络文学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有较大的传播范围, 基于此种现状可将网络文学作为素材引入教学过程。让学生将网络小说与名著进行对照阅读, 如对读《悟空传》与《西游记》, 探寻二者不同的思想主旨。甚至可以引入电视、电影等影视节目, 如前文提到的87版《红楼梦》, 又如用周星驰《大话西游》来比较分析“孙悟空”等人物形象。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 网络文学、影视节目只是引子或参照, 原著才是旨归, 阅读和关注重点必须回归原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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