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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2-12 09:06

程光炜以全方位扫描的方式对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给以分析, 以审视和反思的视角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主张。在“重返”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自觉性, 同时也闪现着其思辨的哲学思维及理论诉求。程光炜以及由他牵头而形成的学术团体通过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学术思考及实践, 逐渐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学术运动或思潮。

一、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的观点及其理论影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程光炜放弃了诗歌批评和研究, 转向小说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其之所以发生这种学术转向, 除了其个人学术学理性的拓展, 还与其转向前个人的经验紧密相关。1998年由洪子诚先生牵头选编《九十年代文学书系》, 程光炜负责诗歌部分编选了《岁月的遗照》, 该书出版后在诗坛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1998年沈浩波发表《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严重质疑诗歌编选的狭隘和偏见, 并对诗歌的审美趣味、评论家的关注视野以及诗歌集的编选与出版提出质疑, “谁能代表90年代诗歌”成为诗歌界关注的焦点, 并由此引发了1999年下半年的“盘峰论争”, 论争过程中双方的情绪化与功利心使得这次论争并没有取得多少学术的建树, 但却在世纪末这一历史性的时间点上暴露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分裂。虽然程光炜回忆说“这场‘论剑’对我个人来说, 是很大的情感伤害”, 但这显然也为他学术关注点转型带来了契机。他在《找回一个权威》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权威”问题, 并对“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做了分析, 表明其对历史叙述“权力”的一种关注。程光炜学术转向的另一个契机发生于2000年跟着洪子诚老师做“十七年文学”时, 他敏锐地发现洪老师在“十七年文学”中当事人身份带来的历史现场感, 于是回到新时期文学“重返”承载着他青春影响着他“认识装置”的“八十年代”就成为其研究的切入点。

“重返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是“重返”过程中的一种共识。程光炜在一开始就特别对为什么将“八十年代”作为建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的出发点做出解释, 他认为对当代文学六十年来说, “‘八十年代’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历史制高点”, 连接了“十七年”的终结与“九十年代”的开始, 因此期望通过对“八十年代知识”的清理与反省, 提炼出有价值的线索, 通过对断裂的追问、反思和研究而发现建立“当代文学六十年”研究之“整体性”的可能性[1]。正是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 贺桂梅充分肯定了程光炜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的思路, 不仅是一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乃至文学记忆与知识批判、历史体验与现实感知之间的对话”, 同时还为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提供“方法”:“不同研究思路间的关系理解为主体间的关系”, 使得“八十年代”成为60年整体视野中的新的交流平台[2]。这种“方法论”意识其实暗示着一种学术抱负, 即“不仅仅是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一般性的学术研究, 而是通过‘历史化’的方法, 为当代文学学科提供具有‘范式性’的问题和思路, 并通过集中的研究把这些问题和思路‘固定’, 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打下学理化的基础”[3]。

“重返八十年代”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正如加藤三由纪在评述程光炜、李杨、王尧等人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时特别指出, “对中国八十年代的关心包含在当下的问题意识中”[4]。程光炜对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扫描, 认为当下的问题有三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是当代文学研究呈现的批评化状态。“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 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它是否要‘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 而没有自己的‘历史化’的任务?”[5]5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的扫描, 程光炜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大多是“通过‘文论化’ (也即‘批评化’) 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 “一大批‘文学批评家’, 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 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 ‘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和结论”。文学史“并没有发挥‘过滤’文学创作、批评和杂志等‘现场因素’的职能”, 而对批评家感性化的文学感受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 从而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批评化”思维。二是“认同式”研究的情况严重。这种“认同式”研究又分两种, 一种是大学课堂上的讲授和研究都“无意识”地受“历史结论的强有力控制”而产生的“认同”, 一种是对别人研究方法的“认同式”研究。无论哪一种“认同”, 显然都会导致研究的雷同与无效, 缺少研究者的个人性。三是现代文学“本质论———中心说”的学科思维“板结化”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当代文学学科问题的研究, 是在以“90年代语境”和“现代文学研究”为参照和讨论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当代文学能否通过一个被预设的“五四”和“鲁迅”来完成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当代文学学科该如何面对和理解它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经验”显然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基于此, 程光炜审慎地提出“讨论式”研究, 即不光以文学的“历史”为对象, 还以“已有成果”为对象;警惕对研究者的立场做“本质化”设定, 强调自足的话语方式, 同时注重不同研究者“百花齐放”的状态[5]13。

正是由于对历史叙述权威的思考, 再加上受到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影响, 有感于其中历史是可以被叙述的理论, 他萌发出“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做这个‘叙述者’?”的想法, 并受到了李杨的积极回应。于是2005年开始, 在中国人民大学带着博士生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做当代文学史的清理工作。2006年和李杨一起开辟“重返八十年代”的专栏, 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 以“挖掘在八十年代知识建构过程中被遗失、压抑或被扭曲的一些元素, 重视被遗忘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解读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6]

因此, 主张“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非本质化”是其“重返”的重要观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程光炜提倡借助福轲的知识谱系学对研究对象给予“历史化”的清理, “我的80年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自我知识的清理开始, 接着下来, 当然会涉及到我们这代人思想和知识的清理”[7]。通过清理“回到历史的复杂性里面去”[8]。他所提出的“历史化”, 是一种强调以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文化记忆和创伤性经历为立足点, 再加进“个人理解”并能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的一种非常具体化的工作[9]。正是在这种历史化的意识下, 他认识到“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意识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 “对于王富仁、钱理群、赵园等缔造了‘现代文学’文学史意识的一代学界‘新人’而言, ‘八十年代’既是他们‘告别’的年代, 又是其‘新生’的年代”, 正是这种“告别”与“新生”的影响, 他们要拒绝“左翼文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逻辑”, “用八十年代所理解的‘五四传统’ (主要是它‘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那部分内容) 来叙述另一个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由此发现“最近几年出版的许多各类当代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 都明显贯穿了‘现代文学’这种处理‘当代’历史问题的思路和方法”[10]。所以, 程光炜做出的清理看似是对历史知识的清理, 实际上是要发现历史被建构的逻辑, 尤其是处于一个枢纽位置的“八十年代”是如何被建构并影响了其前后历史的建构。“八十年代的文学史”是“精英文学 (或说‘纯文学’) 对其他文学样态的‘话语霸权’”[11]120。今天对“八十年代”的再建构则又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驱使, 如通过对畅销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在生产过程中的多种复杂关系的剥离, 发现“这本因‘反省历史’而名世的书籍, 正在以‘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的优越感、‘历史回叙’中的‘自我精英化’、‘历史亲历者’的无意识助销、插图与特权阶层子弟的秘密互动等复杂成分, 强行进入今天关于80年代的叙事”[9]18。

正是因为以往研究对“八十年代”的选择性建构, 促使程光炜从历史场域的角度重新认识时代所内蕴的各种问题, 因此以“文学社会学”的方式展开对文学的研究成为“重返”的重要途径。19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不仅造成与“十七年”的当代史之间根源性的矛盾和冲突, 导致人与历史的脱节, 而且造成在关注自我、个人和欲望这些“部分风景”时对“全部风景”视而不见的后果[12]。其强调“深入到‘历史’之中的观察、讨论和分析”, 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暂时回避或重复普遍通行的‘作家作品研究’, 摆脱‘文学进化论’的单一历史考察线索, 让八十年代文学重新与赋予了它历史复杂性的‘当代史’深情拥抱, 让‘文学’重新回到‘历史’这个箩筐中去。”[9]112-113这个历史箩筐显然是既包含创作与评论, 还包括杂志编辑、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多种因素。于是, 王安忆、韩少功、路遥、贾平凹、莫言等八十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作家及文学现象都被放置到“历史”之中, 给予重新的审视, 开展一种“史家批评”的实践。

程光炜以历史叙事的自觉倡导“重返八十年代文学”, 这不仅是一种观点的提出, 更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实践, 是文学理念的显现, 与他对当代文学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紧密相关。他期望以“八十年代”为基点, 重新梳理“八十年代”存在的多种问题。程光炜有一种宏大的视野与眼光, 他以“知识考古学”、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激活个体生命体验, 以“哲学的历史学家”的视野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思维”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学的历史。其理论的提出都源于现实问题的发现及解决方法的探索。当“重返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真正切入当代文学之后, 并从“文学史哲学”、“文学史的社会学”、“被生产的文学史”三个方面来全面审视“当代文学”的学科时, “程光炜及其人大弟子以‘八十年代文学’为出发点的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远远超过其预期”[13], 甚至“建构起了某种可以称之为‘文学史哲学’的问题视野和理论方法”[14]。这种理论方法以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完成了对当代文学的整合, “80年代作为方法”不仅完成了对“八十年代”的系统梳理, 还延伸到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九十年代文学乃至激活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之中, 在“大历史”的视野中最终建立起当代文学的整体性, 甚至从文学阐释的层面对现当代文学整个学科的建构完成了某些在文学阐释的层面对现当代文学整个学科的建构完成了某些理论创造。

二、作为学术运动的一种“重返”

综观近十几年来由程光炜开启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活动, 其影响力及诉求早已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学术行为, 而变成一种综合的文化学术运动。具体说来, 就是通过召开研讨会将话题广泛地提出来, 通过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开设专栏, 到各大高校讲学以及出版系列丛书等方式, 将研究成果给予推广, 最后通过“课堂”“工作坊”等形式调动并影响青年学人, 使得研究形成一种“范式”。由此, 以学者为中心, 通过课堂、讲座、研讨会等形式, 联动学术刊物及出版社形成了一种不容小觑的“重返”“运动”。

2005年, 当程光炜在学校为博士生开设“重返八十年代”的课堂时, 他还主编出版了一套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紧密相关的丛书, 包括《大众传媒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光炜以《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为题撰写文章作为丛书的序言, 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 尤其注重大众媒介、文人集团、都市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如教授、作家“不单投身到媒介的生产当中, 同时也用这种特殊方式组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过程。”[15]4正是基于上述认知, 程光炜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过程中, 充分利用了各种文化关系参与“重返八十年代”的生产过程。也是在这一年, 程光炜作为《文艺研究》特约主持批评专栏文章, 在一、三、五期分别发表了《重评“伤痕文学”》《重评“寻根文学”》《重评“先锋文学”》, 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对既有的文学史提出质疑, 为“重返八十年代”学术运动做好历史的热场工作, 并于2006年与李杨一起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辟“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为对1980年代一些著名的丛书、话题和概念做一些清理, 还在四川的《当代文坛》上开设了“知识———权力与80年代”的专栏。由此, 导师带弟子的课堂、研讨会的召集及学术杂志的联动, 都为“重返”以学术运动的形式进行做好了准备。

为更好地推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 程光炜通过杂志专栏及研讨会的召开促进这一理念的深入。研讨会虽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人集团”, 但却同样可以“既呈现出文学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又“收藏着各种文学论争、文人姿态、生存氛围、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创作手法的一个巨大的‘话语场’。”而对于这样的“文人集团”, 如果借助刘纳对“五四”社团权力的认知, 似乎能更清楚地看到当前的“研讨会”与学术“专栏” (专题) 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聚合力效应[15]5-6。2009年10月24-25日, 程光炜和姚丹在北京主持召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研讨会, 但研讨会上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更像开启“重返八十年代”学术运动的一次“策划”, 其主要人物及运作模式成为后期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模式。本次参与的学者有洪子城、贺桂梅、蔡翔、罗岗、倪文尖、杨庆祥, 此外还有《上海文化》的主编吴亮,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这次研讨会上, 与会学者就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问题与方法、左翼化与十七年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等议题展开讨论。研讨会的第二年, 《文艺争鸣》《文艺研究》等学术杂志连续推出了系列相关论文, 如《文艺争鸣》于2010年第1期除了发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以及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的论文《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 还同时发表了系列“史论”:贺桂梅的《80年代作为“方法”》, 杨庆祥的《“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姚丹的《80年代怎样成为方法?》, 以及程光炜的《研究的共识》。“研究的共识”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文人集团”之“统一中心”的某种变相呈现。所以当《文艺争鸣》同年第5期再次发表系列论文时, 程光炜和栾梅健在“主持人的话”中都禁不住感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论”的专栏再次成为“‘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专场”[16], 此次除发表了《方法、视野与可能性———“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综述》, 还发表了黄平的《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 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 吴圣刚的《80年代的文学批评———以<文学评论>为中心》。同年, 《文艺研究》第2期发表了洪子诚的《“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 杨庆祥的《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关于“重返八十年代文学”》, 贺桂梅的《打开六十年代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 罗岗的《在“缝合”与“断裂”之间———两种文学史叙述与“重返八十年代”》, 王尧的《冲突、妥协与选择———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复杂性的思考》。从研讨会参与者到论文发表者之高度重合, 似乎可以看出某种“文人集团”在本次“重返”运动中的运作性。

经过研讨会观念的提出到刊物上论文的发表, “重返八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成为一种“共识”。为将该“共识”给予深入的推进与实践, 2010年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纽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联合举办“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程光炜、贺桂梅、罗岗、张旭东、李海霞等分别以《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知识社会学和整体体现视野中的1980文化》《告别“理论时代”:从资产阶级法权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对“1980年代”转型的一种分析》《重读〈芙蓉镇〉》《从“劳动者”到“打工者”》为题发言。同年, 程光炜和杨庆祥自《长城》第一期共同主持“文本与历史”栏目, 以20世纪80年代的叙事文本为对象, 通过文本细读来分析文本自身如何与文学之外的场域发生关系, 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对文本的“生成”、传播、经典化产生影响, 而文本又如何建构历史。这一栏目的诉求和“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的研讨会形成一种呼应, 引导了对1980年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研究。2011年6月11-12日, 由程光炜主持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思潮研究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在京联合举办“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同时参加会议, 会议以1980年代文学中的典型个案路遥为例, 展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开掘, 完成一种由点及面的深入探讨。2011年10月, 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张炜《你在高原》作品研讨会。对于研讨会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通过这种渠道形成创作和批评的良性互动, 从而直接介入到当代文学生产、传播和经典化的过程中”[17]139。2011年, 程光炜、杨庆祥、白亮在《长城》主持“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栏目。2012年7月9-10日,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共同举办中国当代文学史国际论坛“小说的读法”主题研讨会, 试图通过“细读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从虚构的文本里面展现对文本以外各种不同生命层次的关切。2012年程光炜开始借助学术刊物完成“学术”的“生产”, 分别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主持“当代文学六十年”、“细读与历史”、“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专栏, 如果说研讨会是观念的碰撞, 那么专栏则是观念的落实与传播, “是想把议论多年但始没付诸实施的文学史研究, 最终通过这个栏目来落实”[17]。除了研讨会和杂志的互动, 刊物也往往从学术热点中来进一步将话题延展。如《当代作家评论》于2010年第3期推出“程光炜研究专辑”系列论文, 以程光炜在“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中心, 形成一种辐射效应;《文艺争鸣》于2011年第12期特别发表了一组关于“评论家·程光炜论”的文章, 再次将程光炜及其实践的学术话题更广泛地推展开来。由此, “重返八十年代”的方法、意义及诉求得到深入的阐发和评论, 由程光炜引领的“重返”研究俨然在学界掀起了一股运动的风潮。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等人不光把杂志当作与社会‘对话’的工具, 还以它为中介, ‘以运动的方式突进文学事业’”[18]9使“文学革命”出奇地顺利的话, 程光炜同样汲取了这一高明的策略, 将杂志作为中介, “以运动的方式突进”, 以“集团作战”的思路推进“思想/文学运动”。

在这一学术运动中, 除了研讨会组成的暂时的“文人集团”, 还有以“课堂”的形式组成的师生关系, 而这种关系则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显示“文人集团”的聚合性。在“重返”运动中, 程光炜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 使其观念思想通过“课堂”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与实践。关于课堂的影响力的论述, 程光炜在分析现代文学时同样引述了刘纳的观点, 特别提到郭沫若接受武昌师范大学的聘书听从友人劝说的一句话:“要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一势力, 有入教育界的必要。中国人是封建思想的结晶, 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 他便要拥戴你, 称你为导师, 而自称为弟子。”郭沫若评论说“他这番话, 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实。”[15]6虽然在当代中国的师生关系与现代文学时期相比, 有很多的变化, 但在整个文化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往往成为学生思考的起点, 这从杨庆祥的学术实践可见一斑。“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过程中, 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程光炜在该学术运动中对学生的有意提拔。这种提拔不是单独针对某个人, 而是尽力地发展更多的人, 就如张燕玲所说的, “以至从2006年至今, 《南方文坛》和我便不断得益于他们‘重返八十年代’及近年‘九十年代’的系列研究, 他的团队坚持地支持了我”[19]3。程光炜对新人的提拔不止是导师对学生的提携, 更是对年轻学者学术引入的努力, 正如程光炜在人大为博士生开设“重返80年代”的讨论课, 其目的“想调整单纯‘课堂讲授’的生硬形式, 让博士生直接参与到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工作中来”[11], 是作为“50后”学者对“80后”的尊重与鼓励。同时程光炜在《海南师大学报》开设“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 最后该课堂的内容精华以《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出版, 都充分彰显了程光炜对“课堂”影响力的追求。除了人大的课堂, 程光炜在“重返”运动中还借助了“流动的课堂”来扩展课堂影响力。据其在《文学史二十讲》的《后记》所披露的, 他先后在全国26所大学讲述自己“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问题的基本想法”[20], 其中还没有包括两次前往澳门大学的访学, 如2010年9月至12月, 担任澳门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期间, 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批评”两门课。可以说程光炜的这些演讲都成为一种“流动的课堂”, 为更广泛地推广他的研究思想及方法, 增强“重返”运动效力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除了研讨会、杂志、课堂等途径来推动“重返”运动, 程光炜还颇为注重图书的策划, 如先后策划了“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都显示出一定的学术抱负。正如程光炜的学生杨庆祥对“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的定位, “不仅汇集了当代文学研究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同思考”, 更重要的是, “这套丛书以其鲜明的‘方法论’意识暗示了它的学术抱负:不仅仅是对于80年代文学的一般性的学术研究, 而是通过‘历史化’的方法, 为当代文学学科提供具有‘范式性’的问题和思路”, 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打下学理化的基础”[3]。程光炜更期望通过“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在当代史观树立一种“社会共识”, 坚持“本丛书主张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不收文学评论集, 而专以文学史研究为特色”[9], 由此“重返八十年代”就自然地“作为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当中。

通过文学书籍的出版, 使得有限的“课堂”与“工作坊”成为一种超时空的存在, 以其鲜活性传达着个体经验的交流, 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观点性就因大家观点的集合, 形成一种理念和观念性的东西。正是因为对研讨会、课堂、刊物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使得“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成为一场颇有影响的学术运动。

三、重返的意义与局限

姚斯认为1960年代以来的德国文学史研究之衰败归根于研究方法上的失误, 并由此提出“文学史研究的真正内容”应该是“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从这个意义上讲, 程光炜以“文学社会学”的方式“重返八十年代”, 让“文学”重新回到“历史”箩筐中的期望正是从研究方法上激发文学史活力的努力。“回到文学史的问题来看, 当我们评述一种文学现象时, 这个现象被提出来加以关注, 本身就可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21]当当代文学很多学者注重文学批评, 不注重历史化, 未能从理论上深入考察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以及文学史对当代文学学科建制的重要性, 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都趋于固化之时,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年代”的学术追求无论从方法还是理念上都展现了文学史家的自觉、文学理论的诉求以及对当下问题的回应。程光炜在“重返”的过程中, 着力推进“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尽力从文学场域的角度发现复杂多面的文学史, 从历史的叙述权力角度激活文学史的叙述, 并通过文学课堂、工作坊等方式鼓励青年学人发出自己的声音等, 来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为当代文学形成范式的研究以及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做出的相当的努力, 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其坚持对文学开展“文学社会学”的场域研究的思路, 借助哲学思辨的方法, 对自我知识清理的自觉及自我研究的自省, 都使“八十年代”这个“时间”“空间化”的学术思路为当下文学史甚至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当然, 在充分肯定“重返”之意义的同时, 又必须看到当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形式, 在“重返”过程中对“八十年代”的某种理想化, 对文学“历史化”过分的倚重等带来的“重返”局限。

关于当代文学的建构, 很多学者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有的时空观念, 才能“对固有的文学史格局作出新的调整”, “在建构真正具备有机统一性的整体的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上”“接受90年代向当代文学史提出的这一新的挑战和亟待突破的理论课题”[22]。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的意图正是要发掘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整体性”文学史, 并看到这种“整体性”中隐含的差异及缝隙, 以及由此形成的复调话语系统[3]。经过文学研究者一系列的“重返”活动, “八十年代”已不再是“一体化”的“新时期”文学, 而是一个多种话语力量并重的“历史性”的文学场域, “八十年代文学”的原生态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揭示。“‘重返八十年代’的意义就在于, 它将使许多我们曾经认为不言自明的观念、感受和记忆都在一种陌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别样的新面貌。它将拆解那些我们借以透视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的观念制度, 并使我们看到历史与现实更多的侧面和新的阐释与想象空间。”[23]正是带着这样的价值趋向, “八十年代文学”作为一个“认识装置”, 调整了已经固化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 重新构造了以往的文学作品谱系和作家谱系。“八十年代”不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更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不是简单的时间维度上的整体性, 更是空间意义上的整体性。所以, “八十年代文学”只是一个起点, 其激活的是前后“不同的文学阶段之间的连续、断裂、对抗、对话等等复杂的关系网络”[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激活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广阔时空空间, 还激发了一种持续性的时代的个体经验。尤其是当前的青年学人, 特别容易“无意识”地受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课堂等“历史结论的强有力控制”而产生“认同式”的研究。所以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的讨论课以及由李陀、刘禾及程光炜在人大开设的“小说国际工作坊”, 都以形式上的活泼, 会风上的泼辣, 表达着一种理念的诉求:“我们并不想限制敢言的博士生们十分坦率的发言, 李老师好像也鼓励年轻有为的学生们改变一下文学批评界的风气”。参与者们不将主讲人、老师们的意见视为清规戒律, 而是毫不客气地反驳、问疑, 正是这种没有“权威”的氛围, “反倒进一步鼓励了学生的大胆妄为”, 使得青年学生对文学的探讨出现一种“十分难得的民主、宽容、畅所欲言的会场气氛”[24]2。

然而, “重返”虽然在方法和理念上都显示了其学术抱负, 但是其像学术运动一样的“重返”则不免显示出运动的理想性及有限性来。

“重返”之理想性表现在对“八十年代”的某种理想化及“重返”行动之理想化。正如程光炜从“文学叙事的权力”角度对现代文学给以分析时所说的, “‘文学史’实际是‘知识/权力’的一次成功的合谋, 是一次再分配的结果。所以, 从表面上看, 文学史是时代背景、流派、作家和作品等现象的纯客观的陈述, 它是要向读者讲述一个文学史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但实际上, 它是借助对这些材料和资源的重新整合, 也就是说借助‘重新叙述’来实现自己文学叙事的合理性的。”[25]在“重返”的过程中, 倡导者对参与者的影响、运动理念的过度依赖都使得程光炜们的“重返”某种程度上成为另一种权力叙述。如程光炜在论述“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时所指出的, “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指的就是, 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十七年’的当代史之间由于某些根源性矛盾和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因此, 在分析了社会模式层面及文学层面的原因后, 他特别提出“依我的理解, 最为重要的文学家, 都应该去处理‘历史题材’, 如对我们今天生活仍然影响巨大的‘建国’、‘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文学只有抓住这些根本的问题, 才能说是一种历史分析, 没有历史分析的文学注定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9]69“只有……才……”如此坚决而不容置疑的语气, 显然已陷入另一种“知识/权力”的框架之中。程光炜作为整个“重返”运动的精神倡导者及引导者, 他的这种文学社会学思维直接影响了他的追随者, 如面对“80后”的文学问题, 杨庆祥几乎用着与导师一致的语气说“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无论是任何代际, 任何地区, 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如果再结合韦勒克关于文学史叙述过程中所论述的, “在文学史中, 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 材料的取舍不仅显示着价值的判断, 即便是“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26]33。正如程光炜在描述“八十年代”时, 会不自觉地描述为“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我们那代人“是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人”[8]。这种作为历史亲历者与那段历史的“纠缠不清”都显示了其作为“旁观者”与“亲历者”之间的两难与暧昧, 所以即便程光炜特别注重“重返”过程中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的同情”, 其重返的限度显然都受到影响。

当“重返八十年代”像一次学术运动一样, 试图完成对“八十年代”知识的清理时, 由于参与者身份的差异, 其视野往往差异极大, 正如孙郁对“80后”的认知, 他发现杨庆祥这些批评家和韩寒、郭敬明不在一个语境里, “同一个时期成长的青年, 其差异性显而易见”[27]193。所以, “重返八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程光炜们理论诉求上的“重返”, 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尤其是程光炜带领的弟子们, 他们对“八十年代”的概念, 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的讲述而形成。师生之间产生的大致相同的历史境遇感, 说白了不过是程光炜看到或感知到的“八十年代”而已。所在“重返”的过程中, 年轻学者普遍出现一种过于倚重老师提倡的“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解读文学作品的现象, 而造成文本的无意识遗失。如博士生赵天成明确表示自己是在程光炜和杨庆祥的指导下非常明确从历史的长度中来分析作家, 但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 其对文本的定位和分析显然受到“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相关联观念的影响, 他没有注意到《生死疲劳》在复杂的历史现实处境中作家对历史的书写, 而是凭借“一些细微的地方”的“精妙的联系”, 颇为先入为主地说:“我看《生死疲劳》的重心还是在处理合作化问题。我的观点是《生死疲劳》是对《创业史》的一次重写, 也是一次反写”[24]201。这种定论性的表述在青年学者那里并不罕见, 并引起了相当的注意, 这从倪文尖对黄平、孙郁对杨庆祥的善意提示中可见一斑。倪老师以亦师亦友的身份对青年学者黄平近年来的学术批评给予高度的肯定, 但他依然在黄平极为出色的文本细读中看到了某种担忧:“这个例子虽有些特殊, 却更深刻地表明, 你的文本细读总难免是从某个整体的观念出发来细抠文本, 而很少真正地缘自文本细节的‘洞见’, 来照亮一个被遮蔽的命题乃至世界, 从而开启全新的问题域以及可能性”。其实, 倪文尖并不是固执地纠缠于一个细节, 而是他在这个细节中感知到“八十年代文学以至历史的重返之路又将如何”的深层问题。正如其直白地说出的“或者说得简单一点把, 你的这种文本细读, 是不是某种主题先行?”倪文尖在信的最后表示“我那些不满足和不满意, 仿佛还真不是对你一个人说, 确乎更多的, 是写给我自己”, 实则算得上是这次“学术运动”中较为审慎的反省[27]215-217。与倪文尖对黄平的善意提醒相似, 孙郁对杨庆祥批评残雪的观点也保留了个人意见, “不过我自己的认识与其略微相左”, 并对其文学社会学的批评观点提出质疑:“面对这样的文本, 以社会学的和整体性的思想衡量之, 大概存在偏差”。因为“残雪要颠覆的, 恰是整体的社会感受, 寻找的是个人”, 这与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段特殊的历史紧密相关[27]198。正如孙郁在杨庆祥的“任何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述中看到了历史的影子———茅盾、冯雪峰都提到过小资产阶级的内在矛盾性, 并不无忧虑地提出“我个人觉得, 在提出回到社会的时候, 个性主义的保持对每个人而言, 都是不能不珍视的存在”[27]206。由此可以看出, 对“重返”的过度理想化, 使得个体在“文学社会学”的视野中被再次“异化”, 文学最终要处理的问题不再是通过历史化来完成它的叙述, 而更像是历史借助文学完成它自身的逻辑。这一逻辑的形成, 正是“重返”过程中理想化的一个表征。

此外, “重返”虽然在方法上力求“历史化”“社会学”, 但具体操作中对一个作家的认知及历史书写显然缺乏足够的耐力及更广阔的视野。如在“工作坊”中讨论莫言的创作时, 对《生死疲劳》中所写的“鬼”、“怪”提出批评, 认为“他是在装神弄鬼, 而不是说他真的觉得那些‘鬼’或者‘怪’有它本体的存在意义或价值, 他对它们的描写是有鲜明的政治或是现实指涉的”时, 显然就没有注意到“鬼”、“怪”等在莫言整个创作资源中的存在价值。正如阿城在《鬼怪与莫言小说》中所言, “莫言也是山东人, 说和写鬼怪, 当代中国一绝, 在他的家乡高密, 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我听莫言讲鬼怪, 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 语言却是现在的, 心里喜欢, 明白他是大才”[28]。甚至当程光炜老师说“假如莫言《生死疲劳》里面的人有通过这些东西获得一种拯救, 那就能打动人了”时, 显然忽视了《蛙》中姑姑正是借助着月光娃娃精神上得以解脱的事实。所以当杨庆祥得出莫言对自己家乡的书写流于“名与实”, “整套的叙事其实是‘语言狂欢的天地’, 但他背后的东西其实是空的”的结论时[25], 显然就失去了同情地、“历史化”地看问题的立场。

其实, 对于“一代的”统一联合体的认知, 并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一些重要的“历史题材”, 因为“某‘一代的’统一联合体似乎是由以下这样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形成的, 即只有在某一特定年龄上的一批人才能在同一个敏感的年龄时期内经验到如法国革命或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重要的事件。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有力的社会影响的情况而已”。因为“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 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 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竭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 但部分也是由于外在的原因, 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26]266。因此, “历史化”地分析文学现象时, 过度地依赖时代的历史, “重返”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重返”中出现的这一问题, 倡导者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 如程光炜说如果说这几年的研究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可能有时候会阐释过度, 或者在充分释放、呈现和扩大‘社会周边’情况的过程中, 作品文本原有的容量被明显挤压而趋向减缩”[9]226。蔡翔表示, “面对一个问题, 说了那么多历史化, 但最后还是要走向一个本体论的建构要求”, 罗岗说“某种意义上是反文学史、对文学史提出质疑, 但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学史, 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下”[7]。显然, 如何更好地研究当代文学, 书写当代文学史, 依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正如韦勒克所说的“文学史有它的过去, 也有它的将来, 用不着为此感到遗憾, 将来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是填补从较老的方法里所发现的系统中的空白。我们必须精心制定一个新的文学史理想和使这一理想可能得以实现的新方法”[26]267。“重返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的“重返”, 其方法及理论意义不容忽视, 但是在“重返”思路下开创的“文学社会学”及“文学史哲学”等学术理论, 能否成为一种理论范式给予广泛地推广, 依然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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