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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29 10:31

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黄土高原的故事与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据统计,收听过央广《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的听众超过3亿人,当时的年轻小伙子施战军就是这3亿人中的一员。现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施战军在1988年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至今日,施战军依然对这部杰作称赞不已,“在开头那天地死寂的泥泞氛围中,人的生机突然出现,路遥虚构但不虚设、慈悲但不伤悲,对自然生命和历史运行充满敬意”。

10月22日,在路遥诞辰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路遥生前好友、路遥研究学者以及路遥著作出版方一道缅怀路遥的为人为文,回顾他的创作点滴,并探讨路遥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

“看一个作家不在于看他写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认为,路遥的作品中既充满了现实观照,又饱含着人民情怀。这种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的融合让路遥的作品充满了光明的色彩,尽管写的是苦难、奋斗,但永远给人的是希望,是崇高和温暖。

文学所党委书记张伯江高度赞许路遥“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在他看来,这种崇高的基调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密相关,路遥在80年代放弃了对创作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恪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继承并开拓了博大宏伟的文学视野。

无独有偶,评论家白描也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最大的特征就是温暖与爱心。“路遥作品不以冷峻无情的现实批判见长,诗意是他赋予现实主义的新特征。”白描认为,进入新时期后,有的作家仍然将书写重点放在文学对于政策和历史的简单评价,但此时路遥已经把创作的注意力转移到关心人的价值与尊严上,“他最关注的是人在一个时代里面,在生活里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评论家白烨谈到,相较于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是更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同时也最适合他本人。“但在这个让他成功的‘法宝’背后,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路遥深切的人民情怀,《平凡的世界》中表达的是人与人共有的情感,充满了对不同阶层人的精神上的理解、激励、滋养、启迪,这种现实主义和人民情怀构成了路遥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

脚踏实地又魂动九天

路遥的创作是脚踏实地的,和他一样,路遥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认为,《人生》把那个年代有理想的农村青年写活了,路遥面向庞大的现实经验寻找文学资源,克服困难取得了不小的文学成绩,与当时寻求历史文学路径的其他陕西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鲁太光认为,“路遥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异质性的存在,他以坚持自己的写作理念抵抗先锋技法的侵袭,保持了精神产品的公共性。”

脚踏实地的创作精神背后,是路遥矢志不渝的读者意识。评论家段建军说,在80年代,深刻感受和理解世界是广大读者更关心的人生问题,追新逐奇的艺术表现不能满足更广大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这一点上看,路遥比那个时代所谓的先锋派作家要高明,要清醒。”段建军谈到,路遥的每一部作品,都源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充满了个体的生存危机和底层的认同危机,通过个体书写时代阵痛,表现为底层为理想奋斗,却在现实面前遭遇重重阻挠、坎坷和不平的真实境况。“在这种生存危机中,他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追寻社会以及人的认可,他把握住了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人生的感觉,这种跨时代的同理心和共振感一直从那个时代延续到今天。”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谈到,路遥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在他看来,路遥的创作精神是陕西作家创作精神的典范,就是用生命写作的精神,路遥启示当下作家要以传世之心对待创作,克服浮躁,精益求精搞创作。“在《人生》获得巨大成功后,路遥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把文学看作神圣的事业,执著写一部‘真正的大书’,主动‘归零’,沉下身心,寻求符合中国人审美理想的表达方式,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宗教般的虔诚、初恋般的热情’,‘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创作定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益求精,经历3年准备和6年创作,用心血和汗水凝结成就了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学界风向正在改变

与读者的持续关注不同,学界对于路遥的态度有些不温不火,专业研究领域的“路遥冷”现象普遍存在。但近年来,有论者指出,用文学评论准确反映文学创作,需要关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路遥的文学创作状况及其创作在社会学层面的意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为例,据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12年,在《文学评论》上,以路遥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只有3篇,而近几年里,《文学评论》发表的路遥研究论文已有6篇,关注度明显提高。

王兆胜谈到,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误区,有些学人认为离开理论和概念没法说话,不管某种理论是否适合解释某个作家的作品,而路遥就是没有时髦理论能够解释的,只能用现实主义进行评价。王兆胜呼吁,在路遥70周年诞辰之际,应该开启路遥研究的新航向,摆脱概念和理论的束缚,从作品开始,用显微镜看出它的独特的魅力,突破以往研究的限制。

兰州交通大学教授张哲在校内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他发现,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当代小说作品,正是路遥的这部长篇小说。在张哲看来,路遥的写作的确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在当下,由于阅读、消费和话语主体集中于城市,文学的风尚偏向城市题材,而当代文学的乡土写作总体缺乏明确的清晰的系统,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农耕文明的观照。许多以乡土之名进行的写作,实际上未能深入到农业和传统的内核,张哲认为在此意义上,路遥具有系统化的价值和书写能力,对当代文学的写作生态具有建构意义。

路遥研究仅是刚刚开始

摆脱固有的陈旧印象,需要新的材料来说话。学者程光炜近期在发掘、分析路遥文学史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等文章面世。然而在程光炜看来,尽管路遥研究中已经有厚夫《路遥传》、航宇《路遥的时间》等史料详实的作品,但在路遥为什么要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在陈家山煤矿深入生活的事迹、第一部小说完成后隐瞒病情的经过、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路遥与林达感情问题等几个重要方面,均缺乏可信的材料,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没有这些周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将会变得非常孤立,处在被历史悬空的状态。”

新材料固然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新视角往往更会让人耳目一新。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邢小利认为,路遥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六个字:走出去、在路上。一个人某种心理定势,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个体验特别深刻的经历,对于路遥来说,9岁那年从榆林清涧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9岁,对生命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永远地积淀为路遥的一个心理定势,那就是,尽管他无限依恋,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贫苦不堪却又是温馨的清涧老家,衣衫褴褛,徒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却可能活口的远方。”在9岁的这次行走之前,还没有路遥其人,后来叫路遥的人这时叫王卫国。“为什么后来会叫路遥?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受,就是他从这一次走出清涧中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在邢小利看来,作为作家的路遥早在9岁那一年的出走和远行时便已经诞生,“从清涧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遥走了两天,但他当时的心理体验时间应该就是一辈子。路遥后来的生命历程,不过就是无数次地重复9岁这一次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他后来所写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代表作,也就是对他这一次生命体验的回忆和以复调的形式进行的改写。《人生》把路遥一生要表达的都表达了,它是路遥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世界的全部体验和思考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不过是展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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