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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8-01 11:28

对于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叙事,评估它的人性论价值,有两个历史时段是最值得观察的,一个是一百年以前的五四时代,另一个是上世纪“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中国的现代化变革是一个由否定人性的儒家文化转变为由人性论主导的个体主义文化的过程。而这两个时段正是内在的人性力量与外在的否定人性生活现实激烈交锋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的叙事活动是否包含了丰富的人性论信息,是否被否定人性观念所污染,叙事元素是否足够简单以便产生直截了当的批判效果,一句话,当时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足够的现代历史价值,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一百年前鲁迅的叙事对于中国现代叙事来说堪称典范。这种叙事完成了对否定人性儒家文化的判断,为后世文学叙事创制了以人性论为原则的叙事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

沿着上面的思路,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文革”以后卢新华的叙事。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个是,“文革”究竟是什么,把它放到中国现代化历史里去我们怎么叙述它才最精确。第二个需要略作解释的问题是,“文革”以后文学创作繁荣如潮,驳杂繁复,五彩缤纷,我们何以专拿卢新华的叙事来谈论中国现代叙事。我们先解决第二个问题。

鲁迅叙事的价值是不需要讨论的,它是现代叙事方式的建造者;现代叙事是由人性论主导的叙事,而不是由反个体主义的儒家理念所导演的叙述活动。这是我们立论的预设,也是文学批评史的事实。那么,“文革”以后,有没有一种文本或哪一个作家,能够让批评活动把它直接跟鲁迅叙事连接起来?最不容易惹争议的回答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也没有,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文本。或许也可以再进一步这样解释:鲁迅叙事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中国已经完成人性论革命性转变,这种叙事无需再深入;中国叙事沿着现代化路向已经进入下一阶段,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应再是鲁迅叙事。从事批评的人或许可以不再提鲁迅叙事,可是,作家自己做得到吗?卢新华本人对鲁迅念念不忘,莫言这阵子也时不时提到鲁迅,更甚的还有,早些年作家王朔就表示过,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所以不是好作家,可见鲁迅叙事已经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压迫力量了。所以,鲁迅叙事是不能不提的,因为现代化远没有完成,儒家理念还在生活中汹涌着。

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叙事,粗粗的一眼看去很繁盛,令人眼花缭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个人私密文学,性小说,历史题材小说,等等,铺天盖地而来。写作技巧也花样繁多。早在80年代的时候,南开大学的课堂上就有老师宣称“中国新时期诗歌用1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诗歌400年的路程”。既然创作如此这般日新月异,批评自然也不敢怠慢,日夜兼程地赶制概念工具以便指导大众读者的阅读。那么,理论思考究竟该如何处置这天量的文本呢?

这大量的文本大约可以分为如下三类,政治性写作,被政治扭曲的写作,性写作。这种分类的根据是文本底层的叙事学结构与50年代以来政治化的一般叙事模式之间的量的或者质的关系。晚清以后中文世界的一般叙事模式琢磨起来比较复杂,头绪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40年代末尾开始,这个一般性的叙事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变化之后的一般叙事模式保持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日常叙事活动和专业叙事活动包括文学叙事的基底,我们称它“政治化叙事”。70年代末以来的属于政治性写作的那一类文本例如改革文学便是典型的政治化叙事,不消多说。性写作(为了方便,我们将色情写作也放在性写作的范畴里)与政治化叙事模式本质上没有关系,不消多说。唯独被政治扭曲的写作说起来比较麻烦。这种写作题材、手法、观念以及丰富的感觉都容易给人以满足感,让阅读的心灵忘却人类最深层的渴望。读者所需要的批判和反思、陌生而丰富的感觉、艺术的琳琅感、题材引发的猎奇感、叛逆与挚爱、走向陌生领域的冲动、现实关怀与美好愿景等等,这种写作有并非显而易见的缺陷,而且缺陷可能是致命的。这种写作实际上没有走出政治化叙事,它只是政治化叙事的众多变形。因为这,严格地说它作为文学就具有一定的虚假性。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超越的,一旦被迫委身于实践领域的繁衍物,它就变质了。

从政治化叙事无所不在这个角度看,卢新华的创作显得很孤零。就这里的这种分类方式而言,卢新华的三篇小说《伤痕》、《紫禁女》和《伤魂》都很孤单,无朋类。《紫禁女》属于性写作,但其叙事元素与其他同类作品完全不同,叙述极为谨慎,完全没有中国性小说那种脱了裤子就是真理舍我其谁的气派。90年代以来中国靠写性小说出名的人有很多,但写来写去就是个“敢写”,此外无他。《伤魂》不属于我们熟知的叙事。《伤痕》不属于政治性写作,这篇小说有更深刻的价值。在流行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当中,史家往往把《伤痕》跟《班主任》放在一起,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班主任》是一种政治性写作,它甚至连被政治扭曲的写作都算不上。而《伤痕》,不管它怎样虔诚地宣称“春天来了”,它的叙事都没有受到49年以来的一般性叙事模式的污染。

十年“文革”被定义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这种定义方式表明当场的思想活动对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起码认识。在反对生命的个体性这一点上,“文革”与儒家思想没有任何区别。并且,由于“文革”在本质上是五四时代宣告中国历史进入个体主义时代之后儒家思想反个体主义核心理念的“反扑”,所以,在对待个体性的态度上,比之古典时代的儒家思想,“文革”还更加残忍和疯狂。“文革”时期,生命的任何基于自身本性的生活表现例如独立见解、独特感受、新颖言论乃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受到无情镇压。这时被镇压在本质意义上的乃是人性本身,虽然表面上这种镇压是针对人性的个别体现。正是这种极端残酷的镇压行为将儒家思想“革人欲”的宗旨彻底完成了,而这种完成对于中国古典时代的行动者来说是无法企及的。在集体主义原则不留任何空白的精神围剿之中,人性只有出卖自身这一条路可走,此外没有别的选择。《伤痕》所叙述的正是人性的这样一种困局,即自己出卖自己,自己背叛自己,自己否定自己。

《伤痕》之后,叙述“文革”生活中的人性困局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核心元素,相关创作也因而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的思想史价值。但这类创作有一个局限,就是在再现人性困局的同时加入了过多别的元素,而未能专注于这种人性困局。这就损害了文本的力量。《伤痕》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篇小说的叙事在深层次上只有两种叙事学元素,即人性和否定人性的生活。此外,构成故事的要件例如母女关系、亲情、爱情、善良之心、正义感等,都属于叙事行为表层的成分,不构成小说的叙事学“元素”。简化叙事活动,剪除任何可能引发歧义的成分,从而使叙事行为获得最大限度的普遍适用性,这是《伤痕》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和价值所在。这种叙事方式保证了对人性困局叙述的完整性。新时期文学的大量文本都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叙事成分多而杂,制造的感觉虽然丰富,但这些感觉无法在阅读当中升华为概念。写了那么多,但读者未能清楚作者说了什么事,这很可惜。

在新文学史上,这种叙事学结构最早见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后来还有巴金的《家》(家+自由)、沈从文的《边城》(元素极度精简)、老舍的《骆驼祥子》(自我+自我的反对力量)和《猫城记》(中国人+真正的人)等。鲁迅的叙事方式集中体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上,并且,鲁迅的所有小说在深层次上都属于同一个叙事学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人性与否定人性,或者人与非人,或者人与人被吃,等等。《狂人日记》以最精简的方式叙述了真正的人即“狂人”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立关系。

卢新华的《伤痕》只讲了一件事情,即16岁的女孩儿为了通过政治审查断绝了与母亲的关系。由于政治审查要审查的不是具体事实,它觊觎的是事实背后的人性,这种审查清楚地知道,如果现实生命底面的自然本性例如尊严感、自我意识、理性能力等不被彻底消灭的话,那么它所得到的顺从和屈服就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所以,不管这个女孩儿怎么做,都无法满足政治审查的要求。《伤痕》的叙事学结构与鲁迅的叙事学结构完全一样,都是人性对否定人性,否定人性的力量压倒一切。那么,这是不是卢新华学习鲁迅的结果呢?不是。道理很简单:这种东西是学不来的。不惟卢新华学不了鲁迅,就是老舍写《猫城记》也不是学习的结果。《猫城记》是新文学史上最像《狂人日记》的作品,而且写法更精彩,情绪力量更强,但它的基本构思,即中国人压根儿就不是人所以反倒把真正的人打成非人,完全出自老舍自己对中国生活的思考。

鲁迅的情况或许可以提示我们卢新华那种叙事学结构从何而来。鲁迅的叙事学结构来自他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对当时中国生活的观察、感受。鲁迅的财富在于他未受污染的人性和刚刚够用的逻辑能力。前者使他有能力精确判断儒家伦理与自然人性的反对关系,后者使他能够在众多的历史现象和当下生活现象背后看到本质。鲁迅的“中国历史吃人”判断大抵就是这么来的,这里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知识游戏。要完成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生活的本质认识,我们能够依靠的主要是人性,有了没有被污染的人性,我们就能洞穿它。

卢新华叙事方式来由的秘密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他是在20刚出头的时候写的《伤痕》。“文革”对于人性来说是至暗的历史时刻,对它的准确叙述依赖于人性的醒悟程度,只有人性坚强醒觉的心灵才能够穿透喧嚣的政治话语的屏障对人性的苦难进行感受和记忆,从而组织叙事。而人性的这种醒悟状态更容易出现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年轻,还不谙世事。《伤痕》的故事是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叙述方式的,比如“一个倔强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或者“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发扬革命大无畏精神与反动父母断绝关系”,再或者“时代造成了母女恩断义绝的悲剧”,等等。每种叙述方式都有自己的思想地盘,但只有《伤痕》那种叙述方式才能更好地吻合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内在逻辑。

正如“伤痕”和“伤魂”这两个词的语义关系所指引的那样,长篇小说《伤魂》表达的是作者对中国生活的更加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作家看来,中国生活的“伤”不在表层而在内里,不是外伤而是内伤。中国之伤,伤在灵魂,这便是《伤魂》掷给我们的命题。就这一点而言,并至少就作家的创作立意而言,《伤魂》的叙事又回归了一百年以前五四时代的叙事宗旨,即中国之伤在于民族之魂———文化。中国有曰“魂飞魄散”者,以现代精确的理论语言来解释,指的便是人的内心活动完全失去了核心理念的统一指引,思想里工具性的概念茫然无序,人的行为因而凌乱而怪诞。这种情况正是《伤魂》所描述的。

小说主人公龚合国代表了底层官场的一般人格形式。这种人格形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是没灵魂。灵魂是生命的本质,它使生命始终具有超越物质的倾向而不至于堕落为无灵的物质,它使人生成为道义流行的过程而非功利性连锁反应过程。人生事务百态,唯有灵魂统领,方可谓“有意义”,否则,若每一件事务均由外因激起随外缘陨落,那么人生就成了为外物所役的空洞过场了。龚合国是个典型的没灵魂的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兵起一直到中年患上精神病为止,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由外在的功利关系所推动的,都未曾经由内心良知的道义审查。他出卖战友,不择手段谋求升职,整治下属,贪污受贿,奉承上级,包养二奶,利用他人,所有的事情都表明,他的道义之心已完全泯灭。第二,人类理性退化成功利主义算计能力。龚合国非常聪明,他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够判定自己应该站队在哪一边、谁对自己有利,作为教育局长他能够瞬间调动各方资源搞定一个不听话的教师。第三,他内心充满恐惧。其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可以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甚至肆无忌惮地诱导他的下属在开全局大会的时候高喊“共和国万岁”(他心中的“龚合国万岁”),但是他却恐惧一个东西。那是一种纯粹的恐惧,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隐遁为广大无边的生存背景。龚合国所有的人生事务都是在这个背景上呈现的,他的精神病实质上也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的必然结果。第四,这种人格生存在双重话语系统之中。一个话语系统适用于官场和上班时间,另一个话语系统适用于私底下。这两个话语系统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兼容的,可是在龚合国身上,它们却奇迹般地统一在了一起。

这种人格形式对社会现实具有惊人的批判力量。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使用“腐败”这一类概念开展思维活动,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去审视中国现实,我们看到的只是局部或个别方面。我们不乏批评的热情和对于民族发展的责任心,但到底因为观察角度太过专门化,中国问题的总体局面无意识间被掩盖起来了。《伤魂》的叙事避开了思想活动的这种平庸性。它通过这种“龚合国式人格”的塑造和对这种人格发育、生长环境的描写将批判性思维引向了对总体局面的思考和追问。这样的话,它的叙事在认知方面给阅读造成的效果可能就是惊人的了:中国的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总体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层的;不是物质的而是灵魂的。

如何精确地叙述中国,这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头等重要的议题。除了鲁迅的文本以及现代文学部分其他文本在这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之外,整个当代文学叙事似乎都无法令人满意。卢新华推出的这种人格形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真实的中国生活,这个是需要各个读者自己去判断的,这种人格形式在反思人与人的中国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上究竟具有多少启示作用,这个也需要各个批评家和史家各自评断。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繁多,有的叙事有价值,有的没什么价值。有价值没价值,其标准做如下表述应该没问题,即文学绝不仅仅是编故事,文学是在文化这块大画布上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描绘;只有那些真心关怀生命的生存际遇的叙事才会被认为有历史价值。

《伤魂》主人公的心灵生活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其魂之伤在于涣散和凌乱。“涣散”是指龚合国的心灵生活完全丧失了内在的、统一的方向。因为没有内在的方向感,所以总体心灵活动就成了碎片化的了:我们无法通过主人公的所思所想来判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各个心灵事件之间有没有必然如此的联系。内在方向的缺失使主人公退化成了一架感应机器,外在现实生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这架机器的疯狂运转,内在心灵就像风一样吹散在外面的物的世界里。“凌乱”是指心灵活动概念资源的杂乱。构成主人公思想活动的概念其来源和作用都十分杂乱,有来自官方的,有来自民间的,有科学的,有迷信的,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源远流长的,有即兴即灭的,扑克牌,声音幻觉,道听途说,汉字读音,奇思妙想,等等,都可以临时成为他思想活动的主导概念。概念的凌乱,造成了生活的荒诞,每一个荒诞的生活事件的完成,都是对人性泯灭的大悲剧的暗示。

从《伤痕》到《伤魂》,尽管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不管是从叙事活动的思想性来看,还是从深层叙事学结构上看,卢新华的叙事都没有根本性变化,保持了一贯的性格。就叙事活动的思想性而言,他的叙事在人性论层面上体现了对中国生活的深刻见解,不管是《伤痕》,还是《伤魂》,作家追问的都是人性、人性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探讨的都是中国生活整体而非局部或某个方面的议题。这是卢新华叙事真正独特的地方。这种叙事不是政治性写作,没有受到中国政治的扭曲,而且把中国生活作为整体来处理,这都是需要智慧的。从深层叙事学结构来讲,《伤魂》也同样属于“人性与否定人性的生活现实”这种极简的结构。不同于《伤痕》的仅在于,《伤魂》只单方面书写人性被剿灭之后的丑陋不堪的生命状态,读者在文本里并不能直接读出“人性”,而《伤痕》的文本则直接地就是人性的概念,读者读出的首先是人性然后才是母女断绝关系的悲剧。

《紫禁女》是性小说,但属于独特的一种。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它对性书写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它既没有夸大性对于人的生存的价值,也没有贬低这种价值,而是把性定义为人的存在的整体的必然成分。卢新华对性的这种处理方式非常耐人寻味,《紫禁女》的叙事包含的意义可能非常复杂,而且,追问这种叙事的来源和根据就更加复杂。

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石女的故事,叙述活动主要是人性论性质的,叙事的“中国成分”只是可有可无的方法和手段。石女的特点是她的性的概念是完整无缺的,但性概念作为本质无法实现为实际生活。石女的生活因而是一种奋斗的过程,是完整的性概念在不完整的实际生活里寻求自身的过程。《紫禁女》的叙事十分谨慎,力求精确,具有自我节制的特点。

小说是2003年出版的,这一前一后正是中国的性写作泛滥成灾的时候。这一时期的性写作体现的是中华心灵对性的合法性的渴望以及因这种合法性始终未能获得而产生的丑陋不堪的冲动。中国作家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把性写得十分丑陋和肮脏,他们可能是在这种丑陋和肮脏里获得了某种诠释学的满足,即完成了对存在的认识。中国作家性写作的秘密在于,当场的创作心理过程不含有任何理性成分,只有一堆杂乱无章的感觉,并且,由于某些作家们思维能力低下,对历史、人文、伦理、道德等都没有超出乡野水平的理解,无法从另外的角度看待性现象,所以,他们就坚信这种杂乱无章的感觉正是性现象的本质。

从上面的角度看,卢新华的《紫禁女》就具有一种独特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价值了。它的叙事包含了一种并非刻意的理性成分,保持了理性主义姿态,这对于匡正泛滥成灾的性写作局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性写作的基本方法只是单纯的“敢于当众脱裤子”,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革命性;它对于成规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冲击。《紫禁女》式的性叙事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这种叙事背后隐含的是生命的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主人公对感官体验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人的概念的完整性的追求。《紫禁女》的故事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包含了许多特有的“中国成分”例如隐私干涉、伪装偷窥、残疾羞辱等,这使小说的叙事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文化批判的意味。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性生活究竟如何,是开放的还是保守的,是现代的还是古老的,是泛滥的还是匮乏的,是体面的还是猥亵的,对于这类问题,《紫禁女》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紫禁女》叙事的这种谨慎和稳重比之同时期其他性写作的轻佻对于在文学书写的范畴内探讨中国生活的性议题显然具有更大的价值。这篇小说体现的关于性叙事的如下原则具有显而易见的参考价值:性是生命的完整性的必然构成;性本身是非理性的,性的完成必定是理性的;健全的人格不一定具有完美的性生活,但完美的性生活必定需要人格的健全。

卢新华的叙事给人一种压抑感。这种压抑感不是刻意营造的产物。事实上,卢新华的创作丝毫没有对叙述技巧的追求,构成某一个叙述活动的正是故事本身———剪除技巧成分的纯净叙事。而且,当场的创作活动还对“故事本身”进行精简化处理:剪除故事的外围成分以便突出显示叙事的核心理念。这意味着,这种压抑感不是在叙述活动的修辞学层面上产生的。合理的推测是,这种压抑感来源于文本的深层叙事学结构,在这个层次上,聚集着作家思想活动的基础性概念。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可知,这种压抑感正是作家对人性与否定人性中国现实之关系的悲凉体会。

对中国生活的这种体会使卢新华成为“良心驱动型”作家。对于卢新华来说,创作动机的生成、素材的摘选、题材的运用、人物和情节的设计等,都是在人性关怀和对否定人性生活现实的批判中完成的。新时期以来,绝大多数文本的创作推动力都来自于这样一种中国独有的社会心理,即“我要成为一名光荣的作家”。正因为此,新时期文学创作才演变成了一场创作技巧大赛。卢新华的情况与此具有本质的不同,他对成为一名光荣作家不感兴趣,他为自己的良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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