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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11 11:17

清末民初, 西学东渐, 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 17) , 不仅社会形态、学术文化发生激变, 而且文体形态、文体观念与文学思潮也随之而变, 并在文章总集中有着集中反映。有清一代, 总集众多, 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 载章钰编《艺文志》总集503种, 15420卷 (296) , 武作成《补编》总集354种, 6247卷 (688) 。郭霭春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又补充总集14种, 1287卷 (129) 。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再补充总集2141种, 22370卷, 其中包括不分卷者351种 (2155) 。在这些卷帙浩繁的总集中, 包含了文选、通代、断代、郡邑、氏族、唱酬、题咏、尺牍、谣谚、课艺等不同分层与属类, 其中文章总集占比不小。作为有清一代规模最大的散文总集, 《国朝文汇》尤具特殊意义, 但学界对此尚乏精深的研究。1本文拟从文体学角度, 挖掘《国朝文汇》的价值, 考察其在编选方面的特色及成因, 尝试探究《国朝文汇》与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观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 《国朝文汇》的编纂者及其分工

《国朝文汇》今名《清文汇》, 该集发轫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 春, 成书于宣统二年 (1910年) 秋, 诞生于清朝覆亡的前夜。其编纂者在序言中就表达了“保存国粹”的心声:“近者日文搀入, 欧学输来, 先正典型, 飘摇欲坠, 后生迷信, 抾摸奚由。濡等杞忧在抱, 国粹廑褱, 权为旧学之商, 借作歧途之导, 略窥门径, 谬主挢捎, 积以岁时, 成以众力。” (沈粹芬 3) 《国朝文汇》署名沈粹芬等辑, 为国学扶轮社沈粹芬、王文濡、黄人等合作之成果。关于其编纂的具体情况, 应略加辨析。

沈粹芬 (1882年—1939年) , 字芝芳, 后改知方, 号粹芬阁主人, 1882年11月28日生于浙江山阴, 为晚清民国出版业巨擘, 其曾祖一代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沈复璨昆仲。《沈霞西墓表》载:“乾隆中, 东南收缴禁书, 吾越相戒无藏笥, 士竞趋举子业, 故科目盛而学术微。其以余力读古书者, 百不一二焉。独沈氏三昆隐于书肆, 反得究心于学。” (沈复璨 5) 由此可见沈氏家族藏书读书传统由来已久, 此后世代以书为业。1902年前后, 沈粹芬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发行工作, “于此时期, 发行所的业务也渐渐发达起来” (高凤池 52) , 同年与王文濡、黄人、刘师培等创办了国学扶轮社。该社以刊行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为主, 出版了一些颇受好评的大部头书籍, 如《列朝诗集》《国朝文汇》《古今说部丛书》《香艳丛书》《适园丛书》《说库》《明清八大家文钞》《续古文辞类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等。1911年, 严复为黄人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云:“国学扶轮社主任, 保存国粹之职志也, 其前所为书, 已为海内承学之士所宝贵矣。” (黄人,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1) 综上可知沈氏在出版方面独具的渊源、天赋与慧眼。

沈粹芬为国学扶轮社主事, 《国朝文汇》的编纂应是由他开启的。沈氏在《国朝文汇》序言中提及了祖父沈玉书未尽之遗愿:“先祖于学无所不窥, 而尤笃嗜古文辞。[……]拟征同人, 编成总集, 而有志未逮, 遽赴修文。伟业存诸悬想, 遗训俟诸后人, 噫!可恸也。” (4) 祖父的遗憾成为沈粹芬策划出版《国朝文汇》的家学动因:

粹芬拘瞀之质, 失学少日, 夙夜惴惴, 常以未绩先志为恨。稽固海上, 偶与当代贤达汤蛰仙、郑苏戡、缪小山诸先生纵谈及此, 共切赞成, 老友王君卿尤欣然引为己任。 (4)

由此可见, 在前期策划中汤寿潜、郑孝胥、缪荃孙等当时知名学者也可能提供了参考建议。沈粹芬还交代了其编纂的资料来源、编纂方针等情况:

[……]因出先人所藏, 兵燹未尽者若干种, 补购者若干种, 友人赠遗者若干种, 商定体例, 次以时代, 不立宗派, 用箴前人最录一二家 (如宋牧仲编《侯魏汪三家文》是) , 或专主一派 (如姚氏《古文辞类纂》于八家, 震川后专录望溪、海峰是) 之陋, 悉心甄录, 得一千三百余家, 文一万余篇。卷帙之巨, 视《皇清文颖》《国朝文录》《湖海文传》《国朝古文汇钞》等数倍之。 (4)

在这种编纂方针地指导下, 《国朝文汇》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宏阔格局, 成为有清一代规模最宏大的一部文章总集。汤寿潜对此也是赞誉有加, 该集“又独不取宗派之说, 欲以备一代之典要, 而观其会通, 其书之高出于播芳文粹, 盖可预言” (1) 。

第二位编者王文濡 (1867年—1935年) , 字均卿, 别署学界闲民, 又号新旧废物, 浙江吴兴人。其主持进步书局、国学扶轮社辑政有年。“后又为中华、文明二书局编刊各家诗文集及楹联尺牍甚多。尤以所刊《说库》《笔记小说大观》《香艳丛书》, 考订周详, 并加提要, 费力更大。” (郑逸梅 100) 他还先后编注了《晚唐诗选》《清代骈文评注读本》《明清八大家文钞》《历代十大家诗钞》《历代诗评注读本》《音注古文辞类纂》等。在《国朝文汇》成书过程中, 王文濡与其他编者拥有共同理念, 将《国朝文汇》的编纂工作“欣然引为己任” (沈粹芬 4) , 极有可能充当了该项目具体执行人的角色。

第三位编者黄人 (1866年—1913年) , 原名黄振元, 字慕庵, 一作慕韩, 中年以后改名黄人, 字摩西, 别署蛮、野蛮、野黄、梦闇、诗虎, 江苏常熟人。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 , 与庞树松、庞树柏兄弟在苏州创立“三千剑气文社”, 后率社员集体加入南社。光绪二十七 (1901年) 年农历二月, 被新创办的教会学校东吴大学聘请为教授, 受命编订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东亚文化史》等大学教材, 后为沈粹芬聘为国学扶轮社核心作者。2《国朝文汇》的大部分编纂工作可能是由黄人主要负责的。他在《国朝文汇序二》中说:“句梳字栉, 书眉乙尾, 引绳墨, 立模型” (2) , 十分辛苦。另外, 与沈粹芬、王文濡的序言落款时间不同, 黄人的序言撰成于宣统元 (1909年) 年七月, 比沈粹芬的“宣统二年九月”与王文濡的“宣统二年十月”早了一年多时间, 盖其编纂最力, 稿即成而序遂先。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沈粹芬又聘请黄人编订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风行一时, 而黄人生前拟修订其所著《中国文学史》而未果, 王文濡则将该书修改完善至合于体式并于1926年出版, 完成了黄人的遗愿。3

综上可见, 沈粹芬、王文濡、黄人同为国学扶轮社成员, 三人构成了一个出版与学术共同体, 《国朝文汇》乃是他们集体编纂的成果, 而其中沈粹芬的角色定位或许偏重于成为这一项目的策划运营者, 王文濡大概是项目的统筹执行者, 而黄人可能承担了主要的编纂工作。4

二、 《国朝文汇》的编选体例与特色

《国朝文汇》选文1356家, 号称收录作品一万多篇, 是一部搜罗广博、篇幅宏大的清代古文总集, 被钱仲联先生推为“一代完整的选本” (钱仲联 170) 。关于其编纂体例, 《国朝文汇·例言》云:

兹编仿牧斋《明代诗选》例, 分甲、乙、丙、丁为五集。遗民入甲前集, 顺、康、雍三朝入甲集;乾、嘉两朝入乙集;道、咸两朝入丙集;同、光两朝入丁集。惟宸章巍焕暨天潢巨制, 侨野见闻既隘, 未敢仰赞高深, 且躬处承平, 与桑海之后有间, 故乾集从阙。至于方外、名媛著作及东西译集, 自当周咨博采, 再编闰集。 (沈粹芬 1)

由上之述可见, 《国朝文汇》的编纂体例便是承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而来。事实上, 钱氏《列朝诗集》亦承继元好问《中州集》之编纂体例而来。元氏《中州集》以十天干为序, 即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任、癸”十集。钱氏《列朝诗集》则分“乾、甲、乙、丙、丁、闰”六集, 而实际乾、闰二集在分类中并未算入, 即谓始于甲集, 而终于丁集。对于这种编排, 钱氏在《江田陈氏家集序》中解释道:“余近辑《列朝诗集》, 厘为甲、乙、丙、丁四部, 而为之序曰:‘遗山《中州集》止于癸, 癸者, 归也。余辑列朝诗止于丁, 丁者, 万物皆丁状成实, 大盛于丁也。’盖余窃取删《诗》之义, 顾异于遗山者如此”。 (771—72) 在《列朝诗集序》中, 钱氏给出了更详尽的说明:“元氏之集, 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 癸, 归也, 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 状成实也。岁曰强圉。” (820) 在钱谦益看来, “癸”具有“回归”的意思, 是季节中的冬季, 象征终点或结束, 而“丁”则象征成熟收获的季节。因此, 《列朝诗集》须以“丁”集为结。后来清人李慈铭颇领会其意:“阅《列朝诗集小传》, [……]其编次皆有寓意, 而列明诸帝王后妃于乾集, 列元季遗老于甲前集, 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丁集, 分上、中、下, 以见明运中否, 方有兴者, 其文亦纯为本朝臣子之辞, 一似身未降志者, 其不逊如此。” (608) 陈寅恪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列朝诗集》“虽仿《中州集》, 然不依《中州集》迄于癸之例, 而止于丁, 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 (1007) 。可见, “丁集”在总集编纂中还具有寄托遥深之旨, 而《国朝文汇》则继承了这一传统。

《国朝文汇》以集分部, 上起顺康, 下迄同光, 网罗有清一代之文。全书二百卷, 因乾集从阙, 实分五集, 其中甲前集二十卷, 收录明末遗民之文;甲集六十卷, 收录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人之作;乙集七十卷, 收乾隆、嘉庆两朝人作品。丙集三十卷, 收道光、咸丰两朝人作品;丁集二十卷, 收录同治、光绪两朝人之作。原本拟续编女性著作、译著等为闰集, 惜未完成。

从具体编选内容看, 《国朝文汇》编选“以人叙次”即以作家为序, 各体作品系之作家名下, 同时也包含了“以时叙次”的方式, 即按照时代、作家与各体文章的次序来进行排列。例如, 丁集卷一分别收录了万方煦、张之洞、黄体芳等十二家之文。不同作家名下文章数量不一, 其中王韬选文最多, 有《任将相说》《日本杂事诗序》《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覆赵晋斋书》《答贾布政问积主书》共5篇 (沈粹芬 2834) 。又如卷九, 全卷只收吴汝纶的文章, 共计28篇, 涉及论、说、序、书、记、传、碑、铭、表9种文体 (2943) 。另外, 在每个作家下面系极简小传, 录字号、籍贯、功名、官职、著述等信息。如甲前集卷二, 王夫之名下小传云:“字而农, 号姜斋, 湖广衡阳人。前明举人, 入本朝不仕。” (18) 又如丁集卷一, 蒋山名下系小传“字静轩, 四川仪陇人, 同治二年进士, 官安徽太平知县, 有铁峰居遗稿。” (2943) 由此可见, 《国朝文汇》这种“以人叙次”的文集编纂方式旨在以文存人, 以文证史。吴承学对此有过分析:“以人叙次的关注点从文体转移到不同时代与作家的创作个性上。这种总集给人们的印象不是某一文体, 而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某一作家的个性与成就。各种文体的重要性已经被淡化, 并被时代与作家的个性所掩盖。以人叙次和以时叙次的结合, 具体地体现出编纂者的文学史观。” (337—38) 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史观的主导, 使《国朝文汇》的编选呈现出独有特色。

首先, 《国朝文汇》的一大特色是收罗广播, 汇集全备。沈粹芬说:“兹集不拘成格, 意在兼收, 最录一千三百五十六家, 在总集中, 此为大观” (1) , 字里行间透露出了相当的自信。兼收并蓄是总集的基本特点, 而《国朝文汇》搜罗宏富, 收文万余篇, 为有清一代文章总集之冠, 从而在广博这一点上亦显出自己的特色来。

其次, 《国朝文汇》编选特色体现在对大量反映当时新学新知文章的收录上。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 编选报刊文和译体文。如丁集卷十二, 全卷只收录唐才常文章12篇, 其中《史学论略》《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公法通议》《湘报叙》《各国种类考自叙》均为首发于《湘学报》的报章文。又如卷十六, 全卷只收录严复文章10篇, 其中《孟德斯鸠列传》《斯密亚丹传》则属于翻译文体, 且也是首发于报章杂志。其二, 收录诸多学术论文。比如丁集卷五, 录入著名数学家华衡芳的《微积溯源序》《代数术序》与《象数一原跋》三篇数学学术论文, 反映了清末最新的数学研究成果 (2943) ;其三, 选录反映当时热点问题的文章。如同集卷十, 共收录5位作家 (2956) , 其中收录了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与《法国海军职要叙》都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对于加强翻译人才培养与建设海军的需求;同卷收录闵萃祥《观车利尼马戏记》一文, 是对当时从意大利传入上海的马戏之较早介绍。此类选文虽占全书比重不大, 但是反映了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背景下时代发展之风貌, 使总集编纂呈现出一种崭新气象。

第三, 《国朝文汇》的编选以“经世致用”为主导, 兼顾选文的审美特质, 体现了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格局。从各文体收文数量与比例来看, 《国朝文汇》号称收文10 000多篇, 实际收文5 500多篇。其中序跋类约1 127篇, 杂记类约1 122篇, 论辩类约1 109篇, 传状类约900多篇, 碑志类约480多篇, 书牍类约260篇, 赠序类约160篇, 奏议类约115篇, 哀祭类46篇, 颂赞类20篇, 寿序10篇, 辞赋5篇, 其中实用性文体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而诸如传记、书序、吊祭等富含审美特质的文体所占比重也很高, 只是前者对于后者有一定的规定性。《例言》中提出:“本集所录多传记、书序、吊祭等文, 征文考献, 用资稗助。至如奏议之语多直叙, 寿文之义近献谀, 亦复登载一二, 聊备体格。” (1) 这里传记、书序、吊祭等文体本更具文学色彩, 然而选入《国朝文汇》此类文体的文章则作了“征文考献”的功能界定, 更偏重于文章的纪实性, 其内容体现出一种史学化倾向。例如游记这一文体, 所收文章主体内容一方面侧重于对历史沿革、山川地形、风物民俗等的描述, 带有一种方志文献史料学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描摹风光, 抒情寄怀, 体现了对文学审美的要求。乙集沈彤《游包山记》在简洁优美的文字中描述了峰峦叠嶂的地形地貌, 解说了仙山洞天的历史沿革。又如廖燕《游碧落洞记》《游潮水岩记》《九曜石记》《品全亭记》则对广东地区的岩壑奇绝、民俗风土、历史沿革等情况做了精彩描述和细致介绍。

最后, 《国朝文汇》的编选体现编纂者一种颇为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在当时清代史地学勃兴发展的氛围中, 《国朝文汇》受到一定程度地浸染而使文章编选呈现一种学术化、史学化的倾向。该集收录了不少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相关的边疆史地学文章。例如丙集卷二十六收录黄楙材《西域图说》一文, 该文通过中亚、西亚地图对该区域内边陲及邻国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作了详尽的解说。又如刘可毅《答从弟葆良书》一文则对南洋北洋的地理形势进行了详细考辨。还有丁集收录的黄遵宪《日本国志序》、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等文章都是对晚清域外史地学方兴未艾的反映。汤寿潜在《国朝文汇》的序中称该书:“独不取宗派之说, 欲以备一代之典要而观其会通”, 又谓“后之学者将以考先正之遗文, 进窥学术盛衰之故而世变亦见焉, 其必有取于是书也夫” (1) 。关注与收录大量边疆史地学文章, 无疑证明了《国朝文汇》在编选上的对于学术史的注重, 从而使该集成为学术盛衰与世道变易之见证。另外, 该集还十分重视对乡土文献的编选收录, 所选作家且多为编者的乡邦之人。据学者研究, 江苏、浙江两省作家以单传单篇存文之人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5在晚清时期, “以人叙次”对于选录不同时代作家个性的看重, 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在遴选作家时偏向乡邦一脉的合理性。因为正是这种偏重乡邦作家, 选录“一乡之文”, 才能传达出整体文化观念下的地域文化意识, 从而形成一种“一代之文与一国之史相表里, 一乡之文与邑志相表里” (2956) 的文化史格局。

通观以上特点, 《国朝文汇》在编选过程中, 无论是对于新文体的推崇与传播, 还是对新知的关注与倾心;无论是表现出开阔的视野格局, 还是具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 这些都统一于“以人叙次”主体框架下, 并呈现出一种史学化的总体特征。沈粹芬在序言中说:“自开国以迄今日, 鸿章巨制, 网罗丰富, 抉择清严, 作国朝实录观也可, 作国朝学案读也可。” (4) 黄人也在序言中表示, 《国朝文汇》的意义在于“二百数十年中之政教风尚所以发达变化其学术思想者, 循是或可得其大概, 而为史氏征文考献者效负弩之役” (3) 。这表明我们既可把它作像实录一样的当代史看待, 也可视为一代之学术史。值得指出的是, 近代著名学者刘咸炘曾评价《国朝文汇》曰:“近出《国朝文汇》, 则多录史论、游记, 反略考证之文, 不足明一代之学。” (256) 刘氏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朝文汇》忽视考证, 而重视史学、文学的特征。这既是其不足之处, 更是其特色所在。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特点, 归根结底则是与《国朝文汇》编纂者的文学思想与观念息息相关的。

三、 黄人的文学史观与《国朝文汇》之关系

黄人不仅是《国朝文汇》主要编纂者, 亦是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 其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受聘东吴大学期间所撰《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据《东吴六志·志锁言》载:“光绪三十年, 西历1904年, 孙校长以本校仪式上之布置, 略有就绪, 急应厘订各科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 唯国学方面, 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 何来合适课本, 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 请其担任编辑主任, 别延嵇绍周、吴瞿庵两先生分任其事。[……]如是者三年, 约计所费已达银元五六千, 所编《东亚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五六种。” (徐允修 96) 由此可知,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亦是出于教学之需, 编著过程中既凝聚了其个人的艰辛, 也得到了嵇绍周、吴梅、金叔远等学者的襄助。该书应成稿于1907年, 刚好早于《国朝文汇》成书时间一年。不妨推之, 黄人的文学史观念在不断建构形成过程中应或多或少地对《国朝文汇》的编纂也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难以量化, 但我们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中主要观点的挖掘, 尤其是对关于“文”与“史”的关系、文学史的概念与效用、文学的性质等进行阐发, 联系比照《国朝文汇》的编选特色, 尝试钩索二书之间隐密的思想关联应该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在这部较早的文学史著作中, 黄人旁征博引, 眼界极为开阔, 体现了极具前瞻性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史观。他第一次系统地从“文”与“史”的关系、文学史的效用、文学的目的等方面, 为文学和文学史做了全新界定。

首先, 黄人对“文”与“史”关系的展开了论述, 这为《国朝文汇》编纂的“史学化”提供了可能的理论依据。黄人认为:

以体制论, 历史无文学, 亦不能组织。然历史所注重者, 在事实不在词藻, 界限要自然分明。惟史之成分实多含文学性质, 即如《六经》皆史也, 而《书》为政府之文学, 《诗》为社会之文学, 《易》为宗教之文学, 《礼》与《春秋》似乎纯为史载, 而附属之传记, 仍表以文学。班、马以下, 类别渐繁, 登录文学亦綦详。盖一代政治之盛衰, 人事之得失, 有文学以为之证佐, 则情实愈显。故曰文胜则史。 (《中国文学史》 2)

黄氏认为, 虽然“文”与“史”有本质不同, 一重事实, 一重词藻, 但两者不可分割, 史中含文, 文中有史, 文学可作为政治、人世佐证, 具有史的意义。最后, 黄人总结道:“凡诗歌、历史、小说、评论等, 皆包括于文学中。” (《中国文学史》 6) 黄人在《国朝文汇序二》中即言:“保存文学, 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 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 亦无异于国史焉”。 (沈粹芬 2) 由此观之, 联系《国朝文汇》的体例,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文史互通”的理念对《国朝文汇》编纂历史化的影响。

其次, 黄人对于“文学史”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为《国朝文汇》极尽搜罗之能事的编选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黄人指出:

然文学虽如是其重, 而独无文学史, 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 惟有文学家列传 (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 尚入别传) , 及目录 (如艺文志类) 、选本 (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 、批评 (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 而已。而所持者又甚狭, 既失先河后海之旨, 更多朝三暮四之弊, 故虽终身隶属于文学界者, 亦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 (《中国文学史》 2)

黄氏提倡要打破界限, 将“文”与“史”结合起来, 这样“史”的文学或文学史才有可能成立。他强调“文学史”是“精神上之文学史, 而非形式上之文学史;实际上之文学史, 而非理想上之文学史”, 所以, “文学史研究自然尤不妨破成格而广取” (《中国文学史》 144) 。在《国朝文汇序二》中黄人即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念:“有一代之政教风尚, 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蜕故孳新, 瞤息不可复省, 而有为之摄影者曰史, 而有为之留声者曰文。” (沈粹芬 2) 这里的“史”与“文”好比摄影机、留声机, 结合而成都是对一代政教风尚与学术思想的最好纪录。为了破除成格, 将“文”与“史”结合起来, 为了可能更全面地存录当时的思想文化资料, 《国朝文汇》必然广泛搜罗, 最终成就了有清一代散文总集之冠。

第三, 黄人对文学的目的作了具有审美意义上的界定,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朝文汇》的纯文学理念编选标准提供了可能想象生发的空间。在“总论”中, 黄人在《中国文学史》开宗明义地提出:

人生有三大目的: 曰真, 曰善, 曰美。[……]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 然三者皆互有关系。[……]语云“文质相宜”, 又云“修辞立其诚”, 则知远乎真者, 其文学必须。又云:“文以载道”, “立言必有关风教”, 则知反乎善者, 其文学亦衰。且文学之范围力量, 尤较大于他学。[……]故从文学之狭义观之, 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自广义观之, 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 达审美之目的, 而并以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吾非为重视文学, 即可置一切学于不问也。文学之责任愈重, 则所以达此文学之目的者愈见其难。[……]不能求诚明善, 而但以文学为文学者, 亦终不能达其最大之目的也。 (《中国文学史》 2)

这段论述了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关系, 也可视为对于文学目的之论述, 即对于文学性质的界定, 那便是从“真、善、美”出发。首先, 将文学置于“美”的统领之下, 所以才说“从文学之狭义观之, 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 属于“美术”的一部分;同时肯定它须兼有“真、善”之目的, 以为“远乎真者, 其文学比颇”, “反乎善者, 其文学比亵”, 所以“自广义观之, 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 达审美之目的, 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 (《中国文学史》 2) 。实际上, 这对文学史的批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即文学要以审美为旨归, 因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国朝文汇》的编选中, 以“经世致用”为主导, 但也兼顾选文的审美特质。比如收录的墓志铭多是饱含深情的美文, 收录的游记文辞简约优美, 这种开阔的选文视野无疑体现了编者黄人通达的文学史观。

最后, 黄人的文学史观具有十分通达的特点, 这正是其绝非“抱保守国粹主义者” (《中国文学史》 100) 主张的必然选择, 而《国朝文汇》“保存国粹”的编纂宗旨与之是一脉相承的。黄人在探讨文学问题时, 皆能放眼世界, 把“他国之文学”与“吾国之文学”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比较研究。他常以“世界文学之通例”作为标准, 来衡量批评中国文学。如评《皇娥白帝子之歌》曰:“此二事皆荒渺难稽, 绝无历史上价值, 且词亦浅俚。然准之世界文学之通例, 则亦希腊神话、《天方夜谭》之一脔也。” (102) 黄人不仅不排斥西学, 而且能融合西学, 有所发明创见。例如, 在论《墨子》大旨时, 他从思想上对墨子和托尔斯泰进行比较后, 提出自己的预见与政治理想:“故虽虎狼之俄王, 而亦欲与弭兵会, 西方之有远识者, 亦颇服膺我国之旧伦理。他日儒、墨两家, 必有为全球宗教、教育、政治之一日, 惟须儒、墨合同而化耳 (墨学可为儒、佛及儒、耶之中立性物) 。” (121) 由此不难看出, 黄人师于古而不泥于古, 取乎西学又不迷于西学。在西学流行的20世纪初, 黄人能有此等见地, 可谓难得。而编纂《国朝文汇》的出发点即“保存国粹”, 在保证传统文章总集体制完整的基础上, 黄人与其他编纂者也贯彻了一种开明开放, 灵活融通的原则, 选编了不少反映西学新知的报章文、学术论文等。尤其在选文过程中对审美因素的看重而不偏重, 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圆融通达的文学史观。

1911年5月, 也就是《中国文学史》成书的四年之后, 《国朝文汇》定稿的近一年以后, 黄人在新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对“文学”的又作了这样的阐释:

以广义言, 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 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 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 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 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 而大端在美[……]。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106)

随后, 黄人不仅简要描述了中国文学的特性、风格、体式, 还对中西方文学作了比较, 体现了宏阔的视野和“文学史”的意味。从《中国文学史》到《国朝文汇》, 再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黄人对于“文学”的理解处于一种由浅及深的认知过程。可以说, 《国朝文汇》的运思与编纂当受惠于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所做出的颇具创新性的文学思考, 而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观的典型代表——黄人的文学史观应该对《国朝文汇》的编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结 语

《国朝文汇》是清末民初文章总集中的独特存在, 其“以人叙次”的编纂体例内涵丰富, 它不仅继承了钱谦益《列朝诗集》的编选体例, 而且在编选具体内容的过程中呈现出新气象、新格局和新意识。《国朝文汇》主要编纂者黄人的文学史观则对该集编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 黄人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思想不仅是个体对中国本土文体学、文学资源思辨与探索的结果, 也是在世界近代文学思潮交流融合背景下中西学术对话的产物。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涌现的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中唯一一部可称为“在世界的文学视野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著作 (戴燕 57) 。在该书撰写过程中, 黄人先后借鉴和引述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狄比图松的《字汇》、烹苦斯德的《英吉利文学史》、薄士纳的《比较文学》、朋科斯德的《文学形体论》等著述中的理论与观点 (陈广宏 178—94) , 并时常以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来研究相关问题。黄人曾自称其所撰文学史为“实际上之文学史, 而非理想上之文学史”。一方面, 他从形制体格入手, 将命、令、制、诏、策、论说、谱录、谶纬、谣谚、骚赋、附录等70余种文体纳入文体分类体系, 表明对于中国文学自身传统与复杂情况的理解与尊重。另一方面, 他遍览各国文学史教程, 借鉴英国、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中的纯文学观念, 又从文学性质上对文体加以分类, 充分体现了其汇通中西的博洽与精审。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等人指出:“当人们进行分类时, 人们几乎总是求助于因袭的概念和分类, 并且运用这些已经存在的概念去标记他们遭遇到的任何新的对象和实体。” (57) 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 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朝文汇》仍依托于中国传统文体学范式进行编纂, 然而其编纂者对20世纪初西欧、日本新兴文学理论思想的借鉴与吸纳, 间接地使传统文章总集有了接合近代世界文学思潮之可能性, 从而彰显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文章总集编纂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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