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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14 11:00

威廉·特雷弗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足以比肩短篇小说大师乔伊斯与契诃夫。他的短篇小说到处弥漫着深邃的悲伤, 如同爱尔兰轻柔连绵的雨水。[1]他简洁、耐心地向读者展现生活真相, 刻画那些在生活中遭受失败的失意者, 并以揭示人性的深刻洞见帮助读者们去感悟生活。相比于他的长篇小说, 特雷弗的短篇小说背后, 总是隐藏着一种阴郁、悲观黑暗的道德观。特雷弗所有的短篇小说中, 有半数以上都是以爱或婚姻作为主题的, 他笔下的爱与婚姻, 无一不在鲜明地展现这种阴郁道德观。[2]尽管人们以为或者相信他们有爱, 尽管多数人都结了婚, 但是没有一场婚姻是幸福的, 没有一个人、一对夫妇能明显地感到幸福或满足, 无一例外, 没有一种爱或婚姻能被当做的是成功地范例, 所有的婚姻与爱情, 都败给了生活, 败给了现实。他们的爱、婚姻被生活所扭曲、挫败。爱会崩溃, 是一种破坏力, 而婚姻会被消解、分崩离析, 爱被随意的性关系所代替, 浪漫会被时间与情势击败、消耗殆尽。[2]特雷弗他所讲述的爱情和婚姻故事预设了压抑阴郁消极基调。

在特雷弗看来, 有一种爱情婚姻看似美满幸福, 然而这种所谓的幸福也只能被界定于一个特定的维度内。当将这种美满置于给定的故事基调内, 读者总是能够发现特雷弗的故事本身就不是想要讲述这种美满, 相反, 他想要让读者体会的是另一种东西, 一种被特雷弗刻意消解的美好爱情或婚姻。例如, 在《蒂莫西的生日》, 特雷弗讲述了在同性恋者蒂莫西生日这天所发生的凄凉故事。蒂莫西与父母之间关系疏离, 每年也只有在他生日这天才会回家与双亲团聚。可这一年, 蒂莫西竟然连这唯一与父母相聚的机会也不愿珍惜, 他找借口不愿回去, 只是委托与他离心离德的同性恋小情人埃迪去敷衍父母。他要将他们对自己回家的企盼变成一种故意的伤害, 一种惩罚, 而对这种蓄意的报复, 他的父母也心知肚明。除了描写夏洛特与奥多夫妇在蒂莫西生日这天的凄凉心境之外, 特雷弗也给读者描绘了他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爱情。特雷弗写道:“他们中会有一个先离世, 奥多到了夜里就会想起这事, 如今他老想这些。他希望先走的是她;留下忍受孤独和痛苦的是他。说先走都一样, 他希望不得不忍受痛苦压力的那个人是自己。”[3]特雷弗让读者从拜访者埃迪的口中, 儿子蒂莫西的口中, 老妇人夏洛特自己的口中了解他们相爱的浪漫故事, 在小说的结尾夸赞这对老夫妇“对爱的忠贞不渝让他们挨过了世事的无常与纷争;就算是今天已经过去的那种凄凉感也不能影响到她们的爱”[3], 夸赞他们强大爱的力量足以抵御儿子的蓄意伤害, 他们恒长的爱与儿子偷偷摸摸的同性恋小情小爱相比是傲人的大爱。但是这种夸赞也仅仅只是建立在读者们对老夫妇同情羡慕的维度之下。当读者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了解了蒂莫西伤害他们的原因, 即蒂莫西对父母之间爱的嫉妒之时, 读者们或许才会想起那个“可憎”的蒂莫西, 开始思考为何这么相爱的父母, 会让他们的儿子变成一个连小情人也想背弃的同性恋呢。父母彼此相爱, 可是他们太爱彼此了, 也许他们不能将对彼此的爱分一部分给他们的孩子, 而当孩子对他们的爱滋生出一种嫉妒, 而他们又任由这嫉妒枝繁叶茂, 变成了阴暗和粗鲁之时, 谁又能说谁是受害者, 谁又是伤害者呢?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 特雷弗消解了夏洛特与奥多表面的幸福爱情与婚姻, 挖掘出表面美满幸福之下不易消散的痛苦, 而且让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其实, 特雷弗剖析这种隐藏在表面幸福爱情与婚姻之下不幸破碎家庭的写法, 就是给读者揭示, 即使夫妻万般恩爱, 如果不能带来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 这也是一个悲剧。而这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特雷弗在描述悲哀婚姻时, 还偏好描写一种苟延残喘、名存实亡的婚姻爱情。在这种情境中, 每一对夫妇都有着不能为外人所道的痛苦秘密。特雷弗认为, 更多的是女性, 因为爱, 或者感觉没有爱, 自我折磨。《二号妻子》中的安娜总是怀疑并幻想自己丈夫的出轨, 抛弃她去找了一个二号妻子, 一个比她更年轻的女人。尽管在所有旁观者眼里, 这并非事实,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结两次婚, 她的丈夫根本没有外遇, 也没有一个在安娜口中杜撰出来的18岁小情人, 但是可怜的安娜, 患上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妄想症。她总是活在自虐式的幻想之中, 幻想着丈夫有二号妻子, 有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心甘情愿给丈夫爱德华生儿子“这个事实”。这种歇斯底里的妄想, 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在她的意识中, 已经能够想象到丈夫将头发撩到脑后, 点燃一根香烟, 向她坦白一切的场景, 她总是认定所有的人都在嘲笑她。就这样, 可怜的安娜, 每天都在折磨着自己, 像祥林嫂一样把自己的猜疑幻想说给别人, 尽管总是得到否定的反馈, 但她坚信无疑。在这个故事里, 尽管被怀疑的对象、丈夫爱德华没有正面出现在叙事里, 但是通过当局者安娜和旁观者众人, 特雷弗明白无误地向读者们揭示了一种残酷的现实, 不幸婚姻中有一种女人, 她们自我摧残折磨, 她们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这种幻想的根源则在于女性们不能生养, 而且年老色衰这一现实。特雷弗在《一天》中通过莱斯维斯每天不着边际的幻想向世人重复展现这个观点。在这个故事里, 每天一睁开眼, 整莱斯维就在幻想丈夫的情人的样子, 那个叫做伊丽莎白的女人的样子, 她在做什么, 想象着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样子, 想象着她要给丈夫生育孩子夺去她所深爱的丈夫。尽管他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了, 但是这种在他人看来美满的爱情, 已经在九年前当她在度假时偶然获取了丈夫的一封信件, 以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的直觉发现丈夫的不忠之时已经被毁灭了。尽管她掩藏了事实, 不想任何人道出真相, 生活已经永远无法回到以前了, 因为在他们结束度假回到英国之后, 她开始习惯于假装没有这个叫伊丽莎白的人跟他在一起, 可是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 却又是没完没了的猜想。莱斯维斯很清楚, 每天都被对别的女人的想象所困扰, 一向温柔体贴、对自己钟爱无比的丈夫之所以出轨, 都是因为她不能生养;因为她要的是专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一种他们自己爱情的表达、一种他们婚姻的表达, 而丈夫对于收养孩子的事又避而不谈, 加剧了她的失败感, 也让她对丈夫心有愧疚。于是, 自我折磨就变得理所当然:“一场没有孩子的婚姻, 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她辜负了他, 尽管这话自然没有人说过。”[3]

有时候, 在讲述勉强维系的婚姻故事里, 特雷弗想要揭示一种“因为太过于日常反而不被说破的真相”[4] (张微怡) , 那就是人们会打着“爱”的名义对婚姻、对家庭的破坏, 伤害自己, 伤害他人。在这个意义上, 爱变成了一种摧毁的力量。在《土豆贩子》里, 埃莉因为与一个夏日神父私通而使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陷入名誉危机, 不得已, 他们与一位土豆贩子达成一笔交易, 给埃莉买来一个丈夫, 奉子成婚。虽然这是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 但是至少目前埃莉死了心, 丈夫马尔雷维承担着丈夫应有的职责, 也爱上了埃莉和别人的私生女, “一张由妥协、接受和随遇而结成的网维系着这个家”。尽管丈夫连和妻子的同房权都没有, 但是结婚多年, 他们没有吵过架, 连争执都没有。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 对女儿, 舅舅和母亲而言, 保障安稳生活。然而, 在埃莉心中对那个负心情人曾经所有的爱, 如今依然存在的爱, 让这个女人失去了心智, 她不顾舅舅和母亲的极力反对, 毫不顾忌丈夫的感受, 以爱为名义, 将所谓的“真相”告诉了女儿, 等于也是公之于众, 让这个宅心仁厚、随遇而安的丈夫被人指指戳戳, 破坏了整个家庭生态的平衡, 严重伤害了丈夫的自尊。虽然小说开放式的结尾并没有告诉读者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生活已经不能再沿着过去的轨道发展, 被破坏的由这场有名无实婚姻所构建的临时平衡, 注定会朝着灾难的方向发展。

特雷弗书写的最可怕的爱情与婚姻, 莫过于有人只把爱当作随意的性关系, 或者在经历了漫长的婚姻之后有人把自己变成了无生气的活死人。《出轨》讲述了一对即将分手的情人最后一次幽会做出了断的故事。这对情人, 幽会多年, 女三十九岁, 男四十五六岁, 各有家室。他们有着规律性的幽会方式。他们早先幽会时, 总能不自觉地为对方整理仪容, 他们为对方自然作出的小动作代表着一种姿态, “表明两人彼此占有, 融为一体”, 尽管双方之中没有一人明确将这层意思表达出来。[5]但是这一次, 两个人都心事重重, 心不在焉。他们自说自话敷衍着对方, 他们开始对彼此说谎。他们之间的爱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主要是因为在先前的某一次幽会中,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同一张桌子边, 女人透露了自己离婚的消息, 而且那是一场静悄悄的离婚。 (女方向丈夫提出离婚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了, 尽管丈夫反对。) 离婚了, 女人觉得自己的世界清净了, 卸下了责任的重负, 心里的羁绊束缚已经解除了, 她更快乐了, 那也是她坚持的一个看法,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 “离婚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她和情人的关系, 却悄然地走向了分崩离析。[4]尽管女人没有向男人提出要求, 但女方离婚后让男方融入她生活的另一个领地, 让男方总是感觉不对头, 让他犹豫退缩了, 特别是男人在听到枕边妻子的呼吸时, 感觉到她的离婚像一张网困住了他。他感到愕然和措手不及的是她“冷静果断地勇气”。他驾驭不了这个女人。对男人而言, 他们维持多年的美好爱情, 也只不过是记忆中依然生动清晰的性爱回忆吧, 而对女人而言, 他们的爱情, 只不过是必然会走向死亡的一个经历, 敏感脆弱, 是特雷弗敏锐地指出来的现实:“人们搞错对象, 将爱的希望寄托在不合时宜的人身上。”[5]在《坐对死人》中, 艾米莉的丈夫死了, 在二十三年婚姻里, 她一直承受着性情古怪, 闷闷不乐地活在自己冷漠世界中的男人对她的冷暴力, 在她看来, 丈夫的冷暴力更让人无法忍受, 她不止一次的希望丈夫表现出来的只是暴力, “因为她相信暴力要比丈夫愤怒叫骂流露出来的野蛮破坏力更容易接受”。[5]葬礼的前夜, 她将自己和丈夫的过往讲给前来安慰的嬷嬷, 只是想让她们知道:“我也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不爱丈夫”。[5]嬷嬷们惊诧于这种说法, 无法理解, 因为不知道, 艾米莉说起过的对丈夫的爱, 已经被她一生的忧惧消耗殆尽, 只剩下一层空壳, 尽管她在外人面前并不否认这点爱的可怜残存。对于丈夫的死, 对于已经终结的婚姻, 他无法悲伤, 也无法哀恸, 现在的她, 就像特雷弗所说, “剩下的何其少, 毁掉的又是何其多。”客人的艾防知识短暂打破了沉寂, 现在一切又恢复如初, 只不过躺在床上的死人再也不会对任何人施加冷暴力了, 再也不能为害人间。特雷弗描绘了可怕婚姻的可怕结局:对于两个嬷嬷来说, 曾经坐在她们对面的女人, 就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她的白昼是夜晚带来的鬼魂, 这鬼魂呈现出她自己的形象, 因她此前便是幽魂一缕”。[5]

尽管特雷弗和妻子享受了近40多年长久幸福婚姻, 但是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享受长久的婚姻快乐。特雷弗始终以消极的笔调描写悲剧性的爱情与婚姻故事, 主要原因在于他认定:爱情与婚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一种, 它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人们在爱情与婚姻中为自己自掘坟墓。他不叙说幸福的婚姻的原因是他认为幸福从来都不是可以被分析的, 爱与婚姻, 都是有分量的, 是沉甸甸的。有些爱情与婚姻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有些爱与婚姻, 只不过是假借爱的名义, 实质上对爱的双方同时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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